比尔·盖茨的成功

1967年,12岁的比尔·盖茨进入私立的湖滨中学。湖滨中学在1969年开设了电脑课。学校用拍卖学生家长赠物所得,租用了一个终端。因为这个契机,盖茨接触到了电脑,并且很快就表现出了编程方面的天赋。

1969年的中国绝对不会开设电脑课,即使现在只要不是高考、中考必备的科目,又有几个家长敢于冒风险让孩子凭兴趣去学习一些对高考无益的科目,首先从教育制度便已经制约了中国青少年兴趣的培养,所谓的数学天才、音乐天才,更多的会成为伤仲永:少年天才、成年庸才。

“1973年,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哈佛的时候,盖茨和中学校友保罗·艾伦,为当时出现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开发了BASIC软件。两年后,盖茨决定从哈佛大学退学,与艾伦一起创业。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随后创办了微软公司。接下来的故事,是每个计算机爱好者都熟知的。1980,IBM选择微软为即将推出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软件。微软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西雅图另一位程序编制者蒂姆·帕特森手中,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再把它改写为磁盘操作系统软件(MSDOS)。在这个基础上,盖茨领导研制出了各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盖茨从哈佛退学创业与其说盖茨是个技术天才不如说是个商业天才,毕竟原始操作系统不是自己开发,而是购买了别人的专利,盖茨之所以购买蒂姆·帕特森MS-DOS操作系统版权也不是因为感觉DOS有前途,恰恰是之前知道了IBM会购买类似产品,盖茨之所以觉得自己中标的概率比较大,也未必是因为DOS技术上有多优秀,虽然DOS肯定满足IBM的需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盖茨做律师的母亲(或父亲,老杳忘记了)与IBM本来就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也就是说IBM使用微软的DOS作为PC的操作系统除了技术原因,人为因素也是非常关键,从这一点更体现出了盖茨的商业天赋。

1975年及以后几年,我国计算机界在做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力量,研制大型计算机,例如各种型号的银河机。这样做,当然也完全必要,这种大型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问题是到了1986年,在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时,对当时已表现出巨大生命力的个人电脑,我们却视而不见,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向当时日本人提倡的所谓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计算机。

把中国没有推进个人计算机归罪政府扶植方向出现了偏差非常不合理,首先当时所谓的个人计算机未必大家都看好,就算是个人计算机,当年的APPLE II也未必比IBM PC差多少,刚开始APPLE II也远比IBM PC流行,更何况即使中国政府希望推广个人计算机,顶多也会和APPLE II一样的下场,那就是被IBM PC取代,至于为什么是IBM推出的PC标准会得到推广,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当年蓝色巨人的影响力你就不难明白,,IBM PC标准的推广不仅仅造就了微软,同样造就了Intel,这是市场淘汰的结果,一旦市场选择了Wintel组合,连标准的制定者IBM都无能为力,后来IBM推出OS II失败就是证明,更何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无论软件还是集成电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就算政府扶植个人计算机最终也要被IBM PC所取代,Wintel垄断不是中国政府的错,全世界都如此。

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成功机会呢?实际上,在新技术方面能够领先发展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而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关键,却往往掌握在一些小人物手里。当时在哈佛大学退学的盖茨,在计算机权威的眼里,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吗?

中国为什么会错过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成功机会呢?道理很简单,文革之后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上与欧美相差太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也不具备产生盖茨的环境,凭借一己之力像陈景润一样做做数学研究还可以,想产生盖茨需要的是整个产业的推动,小人物需要大环境,没有技术储备的大环境,永远不会出现像盖茨这样的小人物,所谓的挑战权威也不是信口开河,也需要专业的培训和锻炼,江山代有人才出,小人物都是脚踏着巨人的肩膀前进的,社会环境没有巨人,小人物也便不可能产生。

实际上,技术发展史表明,自主创新主要靠科技界的小人物来推动。过去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小人物目前在占用技术资源和享受技术话语权时,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笔者呼吁,国家应制定向小人物倾斜的政策,包括风险投资的有关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竞争淘汰,国家扶植不会培养出盖茨,向小人物倾斜更应当由市场决定,中国互联网之所以相对其他技术领域还算紧跟国际步伐,也与市场淘汰机制有关,所以中国虽然没有出现盖茨,还是出现了马化腾、马云和李彦宏一批互联网明星,那些天天希望从政府获得扶植的企业又有几个能够在最终的市场角逐中胜出?

鼓励小人物进行自主创新,还应当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真话的氛围,让一大批敢于提出新观点、敢于面对失败的创新型的小人物脱颖而出。创新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就是比尔·盖茨的成功,给我们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