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米哈伊洛维奇的短波情报已经被盟军完整接收到，也记录了下来。美军确认，米哈伊洛维奇描述的确实是“战斗中失踪”的美军人员。但是美军无法验证是否这些人是否真的在米哈伊洛维奇手里，考虑到盟军已经对米哈伊洛维奇有判断，以及跨越亚得里亚海，深入敌后营救几百人的任务难度，所有的信息都只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当时盟军还在意大利鏖战，南斯拉夫还掌握在纳粹手里
不幸的是，美军飞行员的亲属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只知道自己的亲人“在战斗中失踪”，音讯全无，每一天，无数的家人都在翘首期盼，期待奇迹能够发生。
越是重大的事件，转机往往越容易来自于意外，这次，转机来自一位颇有学识的金发美女：Mirjana Vujnovich。
Mirjana正生于南斯拉夫，带有典型的东欧人性格：亲切、大方、健谈，有亲和力。1944年，在华盛顿的Mirjana陆续从各种地方听到，在南斯拉夫境内似乎有一群美军飞行员被困，他们一直在发送求救信号，但是始终没有人去营救。
怎么办？Mirjana Vujnovich想到了他的丈夫，George Vujnovich。
当年的George Vujnovich和Mirjana
George Vujnovich的父亲在1912年离开南斯拉夫来到美国，Vujnovich在匹茨堡出生，在塞族社区长大。看起来是个典型的美国小伙子，但Vujnovich一直没有忘记塞尔维亚语，而且也习惯用西里尔文签名。高中毕业之后，父母建议他去当医生，尽管他自己更想当工程师，但他也明白自己并没有数学天赋，当医生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他负担不起学医所需的费用。
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另一个选择：回去南斯拉夫学医，不但费用低廉，而且还有奖学金，塞尔维亚民族基金会专门为这种在美国长大的塞尔维亚年轻人提供了足够的奖学金，供他们回到南斯拉夫学习，增进与祖国的感情，也能建设南斯拉夫的文化。基金会提供的每月25美金的生活费，已经足够在贝尔格莱德过上不错的生活了。
就在他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后不久，1935年11月的感恩节晚会上，他遇到了一个姑娘，就是同一所大学的Mirjana Lazic。像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一样，在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1939年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过上了幸福的时光。
然而好日子总是去得很快，转眼间到了1941年，纳粹的铁蹄踏入了南斯拉夫。一开始，不少南斯拉夫人对纳粹抱有幻想，甚至Vujnovich的老师也告诉他：“只要我们不惹事，就不会挨德国人的欺负”。
但是Vujnovich不信这个，在他看来，南斯拉夫的未来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彻底臣服，要么誓死抵抗。像他这样想的年轻人很不少，大家开始上街，捣毁德国人的店铺，涂鸦德国人的住房。Vujnovich清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和其他美国同学一样，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美国。
Vujnovich有美国护照，这等于是回到美国的船票，是当时无比宝贵的资源。不过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回去。尽管Vujnovich和Mirjana尚未举行婚礼，但他仍然难以割舍Mirjana。但是这对年轻人知道，如果都留下来，很可能两个人都会遭殃。如果暂时分离，未来还可能有团聚的机会。
于是Vujnovich与其他15个美国人一同走上了逃难的道路，他们先来到萨拉热窝，然后前往贝尔格莱德。一路上他们看到各种惨状：如果游击队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就会有上百名塞尔维亚老百姓被公开绞死。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好在此时美国和德国尚未宣战（1941年12月7日被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然后德国向美国宣战），他们还有正常的渠道逃出南斯拉夫。
就在贝尔格莱德，Vujnovich从他的美国朋友Vasa Purlia那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领事馆会给美国公民的配偶发放前往美国所需的文书，前提是两人已经正式举行了婚礼。虽然不知道德国和意大利人会不会认可，不过这是这对年轻人能共同逃出的唯一可能了。另一方面，盖世太保已经在暗中筛查与美国和英国有关联的南斯拉夫公民，Mirjana留在南斯拉夫，危险只会越来越大。
情急之下，Vujnovich给Mirjana发了一封电报：“我们结婚，然后就有文书了，赶紧前来贝尔格莱德”。尽管邮局发报员提醒他，电报可能要被德国人审查，他仍然执意发出，尽管Mirjana能否收到都还是未知数。或许是上苍保佑，Mirjana真的收到了这封电报，尽管离开祖国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她仍然选择了爱情。终于，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团聚了。
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听完Vujnovich的情况，在地图上指了一个点：“你们如果要举办婚礼，早上6点去这个教堂办。除了两个证婚人，不要跟任何人讲。牧师会为你们主持婚礼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们在教堂举行了非常简单的婚礼，然后即刻前往美国领事馆，拿到了那份简单但是至关重要的文书。听说美国政府打算借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帮助美国人回国，他们的下一站也定在了布达佩斯。但是在那里，大家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原本计划借道瑞士，可是德国人不容许美国人通过德占区前往瑞士。看起来，前方只有死路一条。
有一天，Vujnovich正在兑换匈牙利当地货币时，换币的老人对他说：“你们为何不飞出去呢？先往南飞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还没参战，从那里你就可以飞到任何国家了”。
将信将疑的Vujnovich打了一圈电话，发现这个办法真的可行——汉莎航空还有一条线路，从布达佩斯先飞回贝尔格莱德，然后飞往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他兴冲冲前往机场，想立刻买下最近的航班机票，却被告知这趟航班每天只卖一张票。两个人分开旅行是行不通的，美国大使馆并没有给Mirjana单独发放文书，所以一旦回到贝尔格莱德，她就会被德国人逮捕。看起来，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第二天是1941年6月12日，一大早旅馆的电话就响了。原来是汉莎航空打来的，今天情况特殊，去往布达佩斯的航班有两张票可以卖，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在Vujnovich花掉身上所有的钱，Mirjana也把行李箱的贵重物品都变卖之后，他们终于拿到了机票。执飞的是一架洛克希德“北极星”（Lodestar）双引擎客机，可以携带12名乘客。
洛克希德“北极星”（Lodestar）客机，当时广泛使用的机型
“北极星”客机的内部，来源：thetravellingfool.com
Vujnovich和Mirjana是最后登机的，空着的两个座位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不过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有两个座位，而且飞机升空了。眼下只剩最后一关，如果在贝尔格莱德能通过纳粹的检查，前方就是一片光明了。
飞机起飞之后，坐在前面的Mirjana开始晕机，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更糟糕的是，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衣着华贵的女士开始与她攀谈，聊了几句之后她才发现，身边这人竟然是Magda Goebbels——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夫人，也是当时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希特勒直到临死之前才和情妇爱娃举行了婚礼）！有这样重要的纳粹人物在身边，看起来，即便买到了机票，他们也在劫难逃了。
戈培尔夫妇和六个孩子（女儿皆为戈培尔夫妇所生，儿子是Magda与前夫所生）。最左为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是他的名言
希特勒和戈培尔及女儿。恶魔也有人性的一面
飞机在贝尔格莱德降落了，纳粹从后门登上飞机，开始一个个检查护照。Vujnovich和Mirjana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Mirjana没有南斯拉夫的护照，去往美国的文书是美国领事馆颁发的，德国人并不认可。终于，纳粹来到Mirjana跟前，要请她出示护照了。
“你们在干什么？难道看不出这位女士已经很虚弱了吗？这位女士是后面那位先生的夫人，这有什么好问的？要么你们今天赶紧离开，要么以后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
谁也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戈培尔夫人忽然说话了，所有的紧张和担心瞬间消失了。
这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历史上有许多臭名昭著的恶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细看他们的个人生活，又发现往往充满了爱心。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希特勒，在私下里他也是素食者，对身边人，甚至对自己养的狗，都关爱有加，看不出残暴的迹象。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用个人私德为恶棍来辩护，往往很有迷惑性，其实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历经千辛万苦，Vujnovich和Mirjana终于辗转回到美国。可是，Vujnovich并没有如愿成为医生，机缘巧合，他加入了一个全新的机构：OSS。
1941年珍珠港被偷袭之后，美国深感自己的情报工作落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提前发觉，结果损失如此惨重。有鉴于此，长期担任总统信使，负责沟通欧洲各国的William J.Donovan说服罗斯福总统，美国需要构筑一张更广更密的情报网，需要在世界各地都有间谍、分析员、特工人员。经过罗斯福同意之后，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成立了。
William Donovan
OSS成立时恰逢美国刚刚投入战争，政府机构忙得一塌糊涂，OSS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只能把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Health Institude, NIH）的大楼拨给OSS用。因为OSS人员增长太快，NIH甚至来不及从大楼里完全搬出。所以OSS进驻时，NIH还留下了不少生物样本在里面：猿猴、猪、山羊。
得知这一消息，纳粹宣传部迅速发布消息说，新成立的OSS毫无稀奇，一共只有“50名教授，12只猴子，10头山羊，12只猪”。而对于掌舵人Donovan，戈培尔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抹黑，抹黑力度仅次于罗斯福总统。
OSS的标志
不能不说，戈培尔的嗅觉很敏锐，OSS确实值得重视。在OSS成立之前，即便胡佛总统已经打造了规模庞大的FBI，情报机构仍然是非常“官僚”的，大量人员按照严格死板的规矩来开展工作。OSS是新起炉灶，按照罗斯福的说法，目的是“收集和分析战略情报，计划和实施特别任务”，也就是“采用军事行动之外的一切手段，将我们的意志作用于敌人，包括支持已有或尚在规划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推动战争”，因此也规避了军事手段在后勤和道德上的不便。
在OSS成立之初，英国海军情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Ian Fleming曾经建议Donovan，应当选择足够“绅士”的人员来当特工，这些人应当是四五十岁年纪，思维敏锐，行事谨慎，有责任心，而且阅历丰富——如果你还记得Ian Fleming这个名字就应当知道，他正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邦德（007）”的创作者。
“007”系列小说的作者Ian Fleming，和Donovan完全是两种风格
尽管如此，这条建议还是被Donovan直接忽略了。Donovan要找的是年轻人，勇于投入，有足够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无论他来自哪个行业，只要他足够优秀。按照他的说法，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健的人格。也有人建议他招募诈骗犯，这些人足够奸诈，很适合当间谍。这条建议也被Donovan拒绝了，他强调的是诚实和正直，不要求有伪装经历，他的理由很简单：让老实人学会间谍的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很容易；让奸诈的人变诚实，太难。
基于此，Donovan发现，做事稳重、生活平静的商人很适合成为特工，能与不同地区、种族的人力顺利沟通的人，也很适合成为特工。另外，OSS也特意寻找与其它人群和地区有特殊联系但没想过去当特工的人。
就这样，Vujnovich加入了OSS。他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也足够聪明，懂塞尔维亚语也是独特优势。加入OSS之后他又接受了专门培训，学会了使用各种武器装备，也能轻易拧断其他人的胳膊。
不过别忘了，OSS的目标是情报，所以他们更看重的不是勇武的部分，而是头脑。Donovan战后曾说过：“在收集情报这回事上，经过训练的火车司机干一个小时，远远超过交际花做一年……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都来自刻苦训练过的头脑”。据统计，大部分暴露的OSS特工，被捕时都是在执行“常规”任务，而不是“惊险”任务。
同时，OSS也不忘树立理想，OSS的特工都清楚知道轴心国的邪恶和盟军的正义，都抱着崇高的使命感。为此，Donovan甚至可以容忍下属信仰共产主义。OSS派去意大利执行任务的特工中有几人确认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面对国会议员的指责，Donovan没有否认，而是直言“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但根据他的贡献，我可以说他当然是OSS的一分子”。Donovan的这种态度，反而鼓励所有的OSS特工心无旁骛，勇往直前，丝毫不会为琐碎细节所困扰。
说句题外话，如果你看过越南历史就会知道，二战时胡志明的游击队和OSS密切配合，在越南与日军作战。二战结束之后，胡志明很长时间里都对美国寄予厚望，认为美国会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如果不是罗斯福逝世那么快，思路与他大不相同的杜鲁门临时接班，今天的世界也许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但是，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因为OSS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战后，一个新成立的更庞大的机构继承了OSS的衣钵，这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CIA（中央情报局）。你仔细想想自己看过的关于CIA的电影和美剧（尤其是《国土安全》），从他们做事的方式上，是不是能发现当年OSS的影子？
CIA的标志
接受过训练的Vujnovich被派往意大利，负责OSS在意大利周边几个国家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1944年5月，已经怀孕8个月的妻子Mirjana给他发来一封信，其中提到有不少被击落飞机的飞行员都在南斯拉夫，听说米哈伊洛维奇在帮助他们，听说已经有几百人，“你是否在参与营救行动？”
Mirjana知道，信里的问题不可能有回应，为了保密，Vujnovich一定不会和家人提到工作，但她必须告诉Vujnovich这回事。而Vujnovich也确实是从家信里第一次知道了这几百人的消息。但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控制区域里竟然有几百人？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从没听说过呢？
一年之前，第十五航空队的指挥官的Nathan Twining将军曾经组织过一次营救行动，当时OSS也提供了协助。OSS特工为被困飞行员提供了地图，标明了逃亡路线和可用的安全地点，特工也教导当地的南斯拉夫人民如何识别盟军飞行员。到1943年底，陆续有100人获救。
但那是1943年，米哈伊洛维奇的祖国军和铁托的游击队还没有彻底翻脸，双方都可以提供帮助。如今两派已经撕破脸皮，盟军也已经放弃了对祖国军的支持。即便有几百人在米哈伊洛维奇那里，营救的难度也绝非一年前可比。
联想到自己的出逃经历，Vujnovich非常能体会这些飞行员的感受，他认定：“如果真的有几百人等待营救，那我们就有义务营救。我得好好看看，是不是真有Mirjana说的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