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E在二战中也立下了许多功劳SOE在法国上空伞降特工既然英国人已经决定不信任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美国人只能跟从，虽然他们基本没有直接接触过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1943年7月，SOE（英国特种行动处）才和OSS达成共识，让OSS在南斯拉夫开展“有限”行动。这满足了OSS的迫切渴望，起码，当务之急是阻滞在南斯拉夫的德军，阻止他们增援意大利。不过Vujnovich也知道，尽管英美两国号称“盟军”，SOE和OSS在南斯拉夫都有特工在行动，其实双方地位并不对等。OSS在SOE面前总是“低人一等”，有些OSS成员甚至认为，谈到收集情报的协作，SOE“连德国人都不如”。OSS的一线特工George Musulin和George Vuchinich报告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Musulin是南斯拉夫裔美国人，身材高大，曾是匹茨堡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也是二战中所有跳伞的美军中体重最重的人。1943年，Musulin跳伞降落在南斯拉夫，代表OSS在敌后收集一手资料。根据他的情报，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自己的队伍有5万7千人，如果得到武器，可以调动40万人，Musulin的估计是，起码能调动35万人，而且“组织有序”。另一方面，“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基本没有和德军发生冲突，尽管在意大利投降后的那一个月内，他的部队曾经很活跃”。这支部队目前控制的主要是山区，极其缺乏武器装备，已有的武器状况也非常糟，主要装备是斧子和小刀，“有若干手枪和步枪，轻机枪很少，迫击炮和重机枪极度缺乏，没有任何火炮”。虽然如此，这支部队还算“士气旺盛，军纪严明”。尽管他们不与德国人直接冲突，但通过一系列破坏活动，有效阻止了德军的移动，间接支援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而且这些塞族人对美国人“特别热情”，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善待美国人。不过这种态度仅仅对美国人有效，对英国人，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伙伴“几无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把塞族人出卖给了斯大林。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世界完全被巨头的利益交换支配，弱小民族根本没有话语权，按照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约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未来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即便在盟军控制的地区，Vujnovich也明显感觉到SOE和OSS的矛盾。在巴尔干半岛，OSS的行动总有或明或暗的阻力，SOE掌握的许多情报也没有与OSS共享。所以Vujnovich也可以体会Musulin的愤怒：为什么英国人有那么大的权力？给铁托的支援远远超过给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援？他甚至在一封电报里直接说：“赤着双脚，只靠勇气和伦敦电报，叫我们怎么跟德国人打仗？”美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和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实际上英美两军的合作中分歧不断，艾森豪威尔曾抱怨说，宁愿与德国人合作都不想和英国人合作不过，无论是Musulin还是Vujnovich，甚至哪怕是OSS，他们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分量。1944年3月，英军命令所有与米哈伊洛维奇接触的单位全部撤回，其中当然也包括Musulin。Musulin的上级清楚Musulin的态度，也支持他继续呆在南斯拉夫，为此向罗斯福总统做了特别申请。不过英国人的意志坚决，丘吉尔私下里找到罗斯福，要求Musulin必须撤出。当年5月，Musulin终于回到了意大利。在了解到盟军对于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的种种判断之后，他更加气愤了，他找到一切机会与人辩论，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大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政治力量面前，他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他强忍愤怒，耐下心来写了十九页的报告，详细描绘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不过这无济于事，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佬们已经做出了决定，真相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好在还是有人会听他的话。收到妻子的信件之后，Vujnovich把Musulin找来，问他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敌后飞行员的情况，Musulin马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祖国军确实不是德国法西斯一伙的，在Pranjane聚集了很多美军飞行员，他们在祖国军的保护之下，人数不太清楚，估计大约有一百人。Musulin很快发现，起码Vujnovich是站在他一边的。Vujnovich很清楚，因为OSS不提倡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苏联，就像“法西斯”意味着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所以即便知道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的实际情况，大家也觉得无所谓，再怎么说，铁托毕竟是反法西斯的盟友。Vujnovich并不同情共产主义势力，他也明白，在OSS内部某些“进步势力”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这种情形倒是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有几分相像。不过，基于他自己的塞尔维亚血统，基于他的妻子Mirjana的询问，也基于他之前历经千辛万苦的逃难经历，他下定决心必须救出敌后的飞行员。深入敌后营救几百人，后勤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比后勤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在盟军内部，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被打上“通敌”的标签，没有人希望与“通敌势力”合作，大家都希望躲得远远的。哪怕Vujnovich已经和第15航空队的长官Nathan Twining商量过，同意发起救援，流程每进行一步都举步维艰。无论多么紧急的情况，无论多么重大的任务，一旦涉及的人员过多，效率必然会下降，盟军也是一样。在盟军内部，官僚们已经习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对这种事情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答复千篇一律：“我们确实希望营救这些人，但怎么与通敌势力合作？万一这是陷阱，谁来承担责任？” 此外，听到消息的英国人也在穷尽各种手段为救援制造麻烦——万一OSS的行动成功，从“通敌势力”手里救出几百名飞行员，岂不是很丢自己面子？万般无奈之下，1944年7月4日，OSS的老大Donovan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许可此次救援行动。这封信花费了不少心血，遣词造句都极富心思，以合适方式表述了OSS和SOE的分歧。Donovan专门提出：尽管SOE在此地区已经有特工存在，我仍然要求获得许可，派出OSS自己的特工前往该地。虽然Donovan的表达相当礼貌，但总统一眼看出了他的意思：让英国佬滚蛋吧，我们自己去把小伙子们救出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4年7月14日，华盛顿的答复传到了意大利。接着，地中海盟军空军司令Ira Eaker中将签署命令：同意组建营救部队（Air Crew Rescue Unit, ACRU）。尽管英国人有各种不情愿、不配合，Vujnovich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开始策划营救了，虽然他知道这一定不容易：之前的营救行动是派特工潜入南斯拉夫，分发给养和地图，让飞行员自行逃亡。但是如今形势已经变了，至少有100名飞行员聚集在Pranjane，让大家分散逃亡显然不可行。在Vujnovich看来，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援，派飞机把人带回来。他思考的越多，计划就越细致：先派一小队人马去当地，与被困人员建立联系，并寻找适合飞机起降的地点；同时在基地组建机队，准备营救行动。等到时机成熟，派出机队前往当地降落，搭载被困人员返航。飞机好办，美军大量使用的C-47运输机就是合适的选择。这种飞机对机场没有特别的要求，皮实耐用。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驼峰航线”上，使用的就是这种飞机。在诺曼底登陆时，空投伞兵的也是这种飞机。C-47运输机（民用型号为DC-3），二战中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机，至今仍有不少在飞行瑞士名表Breitling有一架1940年服役的DC-3，2017年还巡游全球机场难办，在敌后的山区，上哪里去找机场呢？现成的机场肯定是不用想了，哪怕寻找一块平坦的地区，但是Musulin撤出之后，OSS在当地已经没有特工。而且，祖国军和飞行员也没有工具，即便找到合适场地，也只能靠手工平整机场。可以想见，这一定很麻烦。此外安全也需要特别考虑。为了给营救任务保密，应当派出尽量少的飞机。但是没有足够多的飞机，营救机队又会成为纳粹空军的脆弱目标，即便把人装上了飞机，最后还可能落的竹篮打水一场空。综合考虑之后，Vujnovich得到了答案：首先在当地修建一个简易机场，然后在夜间派出尽量少的飞机，迅速完成降落、登机，分多次把飞行员营救出来。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也是危险的，而且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计划。在这之前，必须有人深入当地，摸清情况，建立联系。Vujnovich不愿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他希望自己动手。但是他很快遇到了阻力，国防部里传来各种反对的声音。计划本身已经是高风险，Vujnovich的“反共”立场也不是秘密，深入到已经被划分到斯大林势力范围的地区去执行任务，许多人并不喜欢这个决定。尽管Vujnovich知道会有阻力，他仍然决定试一试，亲自执行这次任务。一天，国防部联络人给OSS在意大利的分部发来电报：“前海军人员反对George Vujnovich前去米哈伊洛维奇的总部。所以，他不应前往”。署名是罗斯福。“前海军人员”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在一战期间、二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担任英国海军大臣。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极力拉拢罗斯福，罗斯福有意冷淡丘吉尔，讨好斯大林
沮丧的Vujnovich只能圈定第二选择：让Musulin前去执行任务。可以想到，这个消息让Musulin欣喜若狂，他终于可以回到南斯拉夫了。与他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来自华盛顿的塞尔维亚族后裔，中士Mike Rajacich。当然，无线电通讯也是相当重要的，OSS选定了来自俄亥俄州的Arthur Jibilian。尽管小个子的Jibilian不像Musulin那样让人望而生畏，但他同样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曾经在南斯拉夫执行过任务，最后费尽周折逃离德国人的追捕。对这次任务来说，他当然是值得信赖的可靠人选。人选确定之后，行动的代号也已经选定：Operation Halyard（升降索行动）。Vujnovich告诉三名特工：“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把我们的人全都带回来，别的什么也不要想。不要给当地人做任何承诺，不要代表盟国说任何话”。本来形势就已经足够麻烦了，如果节外生枝，恐怕谁也无法交代。伞降的时间窗口定在1944年7月15日到20日之间，最终定在了19日。当天夜里，特工们来到Brindisi，登上等候已久的C-47飞机——大多数执行秘密任务的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飞机上，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期待着可以早日营救自己的同胞。
从C-47上跳伞的画面出乎意料的是，跳伞指挥员（Jump Master）迟迟没有给出跳伞的信号。等不及的Musulin询问原因，只听见他用纯正的英国口音回答：着陆区没有信号指示，我们发了信号，但地面没有响应。这次行动只得中止——安全返回还可以再做计议，若是受伤或者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损失可就大了。第二次空降，因为目标地点有暴风雨，必须中止。第三次空降，因为地面高射炮火太猛烈无法进行，只能返航。连番出动而又连番退回，Musulin他们不由得怀疑起来，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捣鬼。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第一次之所以地面没有信号，是因为英国飞行员搞错了坐标。所以第四次，飞机起飞之后他立刻去找飞行员核对坐标，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伞降地点竟然不是飞行员们所在的Pranjane，而是铁托游击队的地盘。Musulin大声质问飞行员怎么回事，才知道目标地点是“英国上级”选定的。更让Musulin吃惊的是，他发现机舱角落里还默默坐着一个铁托游击队的战士……然后是第六次空降，看起来一切正常，天气正常，飞行顺利，也没有搭载多余的人。就在跳伞指挥员给出信号，让他们出舱的时候，Musulin忽然感觉到不对，他仔细往下看，才发现飞机此刻紧邻着战场，透过舱门可以看到枪炮的火光，还有各种车辆的影子，隐隐还有重武器的巨响——英国人想把他们直接空投到激烈交火的战场附近！返航之后，盛怒的Musulin小分队径直找到Vujnovich：要执行任务，我们需要美国人的飞机，美国人的机组，美国人来当跳伞指挥官！终于，1944年8月2日夜晚，3日凌晨，Musulin带领的小分队成功降落在Pranjane附近。其实，就在Vujnovich和Musulin在努力推动营救计划的同时，被困在Pranjane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干等，他们一直在努力联系第十五航空队，希望获得救援。能够联系司令部的唯一渠道是通过短波无线电台，以摩尔斯电码发电报。信息越详细，功率越大，被司令部收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们也清楚，这样做很危险。发电报的时间越长，电报功率越大，就越可能暴露他们的位置。不过，米哈伊洛维奇还是点头，同意他们使用无线电。冒着巨大风险发出求救信号之后，美国小伙子们能做的就是在提心吊胆之余，焦急等待回复。但是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德国人没有来，回电也没有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猜到了原因：第十五航空队应当是收到了无线电，但他们无法判断这消息是不是真的，谁也不敢保证，这是不是德国人设下的圈套。既然如此，只能想办法让总部相信，这的确是自己人发来的电报。但是如今已经不可能约定什么加密通讯办法，该怎么办呢？一名飞行员Thomas Oliver想出了办法。在基地时，他和负责无线电收发的人走的很近，所以了解他们的工作。Oliver想到，可以设计出一套编码，尽管它是明文的，大家都看得到，但德国人看不懂，只有美国人能看懂。要发字母A，就说“意大利Lecce的军官俱乐部的酒保的出生地的第三个字母”；要说字母B，就说“Brindisi的情报官员名字的第四个字母”…… 这样会让电报的长度大大增加，不过德国人即便侦听到了，也无从知晓具体的含义。但是，盟军收听到之后，可能同样无从判断真实的意思。所以，还应当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来表明身份。于是最后，求救信息就非常精简了（这里省略了“用一句话描述一个字母”的部分）：Mudcat driver to CO APO520……Shoot us workhorses。Oliver曾经在一架昵称Fighting Mudcat的轰炸机上担任领航员，CO APO520则是第十五航空队下达过的任务指令。Workhorse是美国空军对C-47运输机的昵称。
这封电报当真被盟军无线电收发员看到了，尽管他觉得意思很奇怪，完全无法理解，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把电报交给了第十五航空队司令部。在那里，一名情报官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了几个小时，终于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还有细节让他困惑，他只能猜测，这些信息与第459轰炸机中队有关。于是他带上这份电报前往459轰炸机中队，找到中队长Christi少校。Christi虽然一头雾水，但对此也相当有兴趣。两个人对坐讨论了很久，Christi灵光闪现——这是Oliver的机组发来的消息。“老天，赶紧去营救这些家伙吧！”
在Pranjane，苦苦等待的美军飞行员终于听到了回音：“定于7月31日或之后第一个晴朗夜晚行动，做好准备”，这是一个让大家欣喜若狂的消息，终于联络上了！
不幸7月31日晚气象条件不好，所有人只能继续等待。8月2日晚天气终于好起来，焦急等待的大家听得到天空中隐隐传来引擎轰鸣，他们仔细听了会儿，迅速点亮火光作为接应信号。
在天上，“全部是美国人”的任务小组也看到了火光，确认这就是要跳伞的地方。不过且慢，他们还要先把装满药品和衣物的柳条箱推下去——Musulin坚持要带上衣服，老百姓实在过得太惨了。
接上头之后的第二天，Musulin他们立即开始勘查着陆场。当地人告诉他们，四周唯一可供使用的是山坡上的一块平地，大概50米宽，640米（700码）长。Musulin知道，对于C-47运输机而言，700码是最短最短的起降距离了。而且这意味着不能顺风，机组不能有丝毫大意，载荷必须尽量轻……
总之，一切都必须做到极致，才可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完成起降。但是，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了。
就这样，200名美军人员加上300名当地村民，不停歇地开始修建着陆场。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全靠人手，加上60辆牛车，把大块石头抬走，运来小块石头填平坑洼。期间，还要防止被德国飞机发现。一旦放哨的人大喊“德国飞机”，所有人必须立刻疏散到四周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六天之后，也就是8月8日，着陆场已经基本就绪。当务之急是尽快展开救援，每多一天，着陆场被德国飞机发现的机会就大一点，大家回家的希望也就小一点。Musulin下达了命令：“Jibilian，告诉Bari我们准备就绪，明晚开始营救行动。”
8月8日夜晚，几乎所有人都睡不着，都在期待第二天夜晚到来。白天更是难熬，但大家也只能在紧张中等待。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队德国“斯图卡”轰炸机飞了过来，新修的着陆场那么平整，很容易被发现。轰炸机的机枪可以扫射人群，炸弹可以破坏机场，让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出现了一群牛，来到着陆场上四处啃食青草。这简直是绝妙的伪装——山坡上的牛群，这景象在塞尔维亚再普通不过了。
8月9日晚，天空一片漆黑，但是能见度不错，正适合执行任务。按照之前的约定，本次任务一共派出6架C-47，每架飞机搭载12人，当晚一共撤出72人。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飞机终于出现了，尽管不是约定的6架而是4架，但这不要紧，它们的出现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互相发送闪光信号确认完之后，第一架C-47开始降低高度，准备着陆了。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飞机降落。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终于，起落架接地，然后是尖利的刹车声。飞机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距离跑道尽头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忽然引擎的声音不断加大，飞机开始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很显然，跑道太短了，不够飞机降落。
尽管飞机还没有离去，但大家的心里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再不甘心也必须承认，几个月来的努力成了徒劳，所有的期望都落空了。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另一架C-47降低了高度，看来是准备降落了。瞬间，所有人燃起了希望。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看来技术更高超一些，他早早接地，就在快到跑道尽头时，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可以想到，迎接他的是所有人的欢呼声。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飞机陆续着陆——没错，第一次着陆失败的那架C-47也成功了。
这天晚上，受伤最重、最虚弱的48人登上飞机离开了。剩下的人都在为他们欢呼，对回家的渴望也无比强烈。尽管当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所有人都不愿意离开着陆区，仅仅望向意大利那边的天空，也已经让许多人满足了。
Musulin的小组也第一时间给总部发报：夜间营救实在太过危险，建议后续行动尽量改在白天——尽管这样非常危险，30公里之外就有一个德军基地，虽然此时德军已经每况愈下，但该基地仍然保留着少数战斗机，时刻可以威胁到营救行动。
第二天早上，兴奋了一夜的大家逐渐感到疲倦，他们逐渐明白了，期望归期望，营救总归要按照约定计划来，在这里干等是不会有结果的。
然而8点刚过，天空中又传来飞机的轰鸣。众人仔细观看，结果喜出望外，因为这次来的机队更加庞大：整整12架C-47运输机，还有1队P-38“闪电”战斗机和一队P-51“野马”战斗机护航。“野马”的机尾是鲜艳的红色，这正是那支鼎鼎的“红色机尾”编队（the Red Tails, Tuskegee Airmen，正式编号是332战斗机中队），全部由黑人飞行员组成的战斗机中队。
“红色机尾”涂装的P-51战斗机
“红色机尾”的飞行员们
P-38和P-51上下翻飞，四处扫射周围的德军基地，C-47鱼贯而入，悉数降落在简易机场，不紧不慢地装上144人，腾空而去。显然，对美军来说，营救已经变得轻车熟路了。
在这之后，在8月12日、15日、18日又组织了三次救援，一共撤出了248人。每一次撤离都让人印象深刻，飞行员和当地人挥泪告别，登上飞机的飞行员们尽可能给当地人留下点东西——“祖国军和塞族人的衣服和鞋子太破了，许多人的鞋子都不合脚，所以我们一上飞机，就把鞋子脱下来扔出去”，除此之外，还有手枪。而塞族人实在太穷，他们能送出的只有毯子之类的手工制品。
米哈伊洛维奇曾经问Musulin，能不能把两个受重伤的祖国军战士送去意大利接受治疗。Musulin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然而，他们刚下飞机就被铁托的游击队战士指认出来，提出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最后大家各退了一步，Musulin没有上法庭，但以后再也不能参与营救，同样身为塞族后裔的OSS特工Nick Lalich成为他的继任者。
同样是面对米哈伊洛维奇的请求，Lalich得到的命令是：继续执行营救计划，但不能对塞族人做任何承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营救行动仍然在断断续续进行。Jibilian回忆说：“因为天气不好，我们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营救。不过说实话，这并不是原因。” 就在这段时间，第十五航空队尽力为祖国军战士和塞族人运来了补给，甚至运来了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帮助当地人治疗。
据统计，到1944年底Operation Halyard结束时止，一共有502人获救，其中417人来自祖国军控制的地盘，其中343人为美国人。
2年后，铁托正式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遭到逮捕，并以“通敌”罪名被处死刑。尽管当年获救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了抗议，美国政府仍然选择了冷处理。1948年，美国政府为米哈伊洛维奇颁发了功勋勋章（Legion of Merit）。
杜鲁门总统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勋勋章
2004年，塞尔维亚政府为这次撤离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仪式，两名当年撤离的老兵Clare Musgrove和Bob Wilson到场参加。第二年，功勋勋章被正式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女儿Gordana Mihailovich。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纪念仪式上为米哈伊洛维奇献花环
如今在Pranjane附近的米哈伊洛维奇雕像
2010年，95岁的Vujnovich被授予青铜星章，赞扬其在Operation Halyard中的非凡表现。2年后，Vujnovich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