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不懂，就不要乱动
儿时，跟母亲去赶集。考虑到集市拥挤混乱的环境，行前母亲一再叮嘱，万一走散了，要我站在原地不动，等她回来找我。并警告，如果我乱动，她就找不到我，就会走丢。万幸，那次赶集我一直紧随母亲而没有走散。然而几十年过去，我依然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一个母亲从大量小孩走丢的例子中学到的知识。走散后要站原地不动是什么道理呢？这是一个信息量的问题。小孩原地不动，大人循原路寻找即可；小孩乱动，找回小孩就如大海捞针；两者的信息量有天壤之别。一个无知孩子的盲动只会增加大人寻找的信息费用，信息费用之大以至于使孩子找不回。是的，无知，就不要乱动！
这个例子的道理是可以一般化的，姑且称为母子定理：在相互配合的行动中，无知一方的最好选择是不作为，无知者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因为你的任何作为都会干忧另一方的行动，并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状况。
当社会处在重要转折的关头，比如一九七八年中国当时那样的情形，往往碰到一个不知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与上例的性质不同，这是一种群体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嚷嚷的大讨论只是制造噪音，因为一群无知的人相互争论的最终结果还是无知。在这个认知问题上，最明事理的人是***。他主张通过小范围的试验来获取下一步怎么办的知识。有二个要点，其一，这种知识来源于实践理性，离开了实践无法证伪；其二，全民性的实验，试错的代价太大，以至于变成无法承受的灾难，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的试验。为了降低试错的代价，他变全民性实验为局部的试点。
这也是一个可以一般化的道理，可称为***定理：如果下一步怎么办是一种群体性无知，那么小范围的试验是获取知识的最有效途径。
所有国家无一例外被卷了进去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经济危机。然而比危机更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无知。人人都在谈论危机，去参加一个饭局，从头到尾都是谈论危机，以至于影响食欲。人人议论不表明人人明白，恰恰相反，没有一种说法令人信服，比如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说法之多，分歧之大，仿佛置身车站码头，只闻人声嘈杂，却不知所谓。
对危机的无知比危机本身可怕，尤为可怕的是无知又轻举妄动。各国政府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推出的救市措施，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特征，耗资巨大。如何评价政客的这些作为呢？我不是什么主义的信仰者，管它凯恩斯主义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属于什么学派，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别的什么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依据的是儿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母子定理。母子在集市失散，母亲积累的相关知识使她有一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能依靠此一努力找回失散的孩子。无知的孩儿没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因此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即原地不动；否则会加大母亲找回他的难度，以至于找不回。这是一个得到公认的事实，信息收集和处理，市场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既然如此，在困局中找到出路，依赖于市场中无数个体的各种努力。最终的出路一定是这些努力的结果。而各国政府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推出的花钱大计，只是一种纷忧。利率忽上忽下；昨天还往死里打压，要挤压所谓泡沫，今天又来烧钱救市；诸如此类，这些把戏只是增加市场中无数个体决策的信息费用。
前年，去温州，从机场去宾馆的路上，一路闻到一股异样的气味。接下来住了两天，不敢开窗。饮水全部喝矿泉水。此时，恰逢太湖蓝藻突然暴发，在电视上看到自来水变臭，无锡市民抢购纯净水。这些环境灾难是一种警讯，说明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已到了一个极限，至少在某些地区是如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升级转型被提了出来。
中国经济后续发展必须升级转型，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如何转？升级转型不是所谓腾笼换鸟这种俗气的把戏，而是一次新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九七八年迄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从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双重转变的性质是民众知识体系的一次更新，持续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民众知识体系更新的结果。这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找到了一条低成本更新民众知识体系的途径（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那篇文章中用了一万字来解释）。而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如何寻找这一途径，是一个群体性无知的问题。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小范围的试验是寻找出路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经济后续发展必须升级转型，其性质是一次新的知识积累过程。这一次，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知识积累呢？又是一个群体性无知的问题。怎么办？还是***的办法，小范围的试验。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放弃了行之有效的办法，未经试验就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草率实施新劳动法，放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些措施，看不到哪一条对完成一次新的知识积累有益。反倒是，升级没有升上去之前，对原产业的打击却很明显，成本激增，企业倒下一片。如果说我们正陷入增长减速的危机，要知道不是被波及，而是内生的。危机的性质是在升级转型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