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大大减少。环保部门的数据表明有1400个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但是没有运行，一些公共工程未经严密论证匆匆上马，一些地级市作为政绩工程的机场荒草蔓生。浪费的公共工程形成无效GDP，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包袱。另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产出一个单位的GDP需要的投资额已是十年前的数倍。
《瞭望》新闻周刊对此表示担忧。一季度各省区市经济运行情况陆续公布，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11个一季度GDP增长达到两位数，23个超过全国6.1%的平均水平——如此美妙的数据实质是投资快速增长：以长三角为例，一季度江苏GDP增长之所以能以10.2%遥遥领先于上海的3.1%和浙江的3.4%，正因为江苏一季度投资增长高达23.6%，大大高于上海的1.7%和浙江的10.7%。事实上，对于浙江与上海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而言，只要能够保证GDP在7%左右，就能够满足新增人口的就业需求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稳定，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两位数的增长。
除了投资效率低下，更让人担忧的是国有企业借产业整合之机，制造更多的过剩产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初以来，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政策效应作用下，工业生产出现了回升，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钢铁过剩产能预计达到1.9亿吨，而电解铝和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则低于60%。政府的投资订单在短期内曾拉抬钢价，最终没能抵抗住市场供需规律，在二月末重新掉头向下。
产能过剩表面上集中于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实际上纠结于重化工业领域。
中国制造随着出口订单下降而骤降，重化工业的冷热则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指挥棒。新一轮的投资竞赛，使地×××府重新将大型项目视为拉动GDP的法宝。事实上，我国GDP的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重化工业只解决了25%的就业，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受到极大制约。
连一向以市场化、制造业见长的东部沿海地区，都纷纷“由轻转重”。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进入瓶颈，在中国品牌与深度加工之间左右徘徊，令人奇怪的是，该地区没有发展出紧缩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反而在重化工业之路上狂奔。
沿海民间资金四处游走，追逐产业链上游，深圳、温州市政府等地×××府，一度把引入重化工业当作发展的方向。地×××府对重化工业的追逐，与中石油、中石化、宝钢、中铝等央企垄断市场的雄心一拍即合，假借产业整合的大旗，四处开疆拓土，导致重化工业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央企将要上马的项目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又一大包袱。
全国重化工业大竞赛，形成两轮驱动的负循环：一是重化工业的国企化离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市场机制越来越远，重化工业对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二是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随着经济下行周期定时发作，导致大型企业不断向政府伸手要政策，暗中设槛禁止民间资金进入重化工业，由此形成重化工业领域几乎铁板一块的垄断格局，重化工业领域无法形成市场竞争，无法优胜劣汰，造成全体纳税人被大型垄断企业绑架，只能要钱给钱、要粮给粮。中国的市场机制因此被撕裂，产业升级只能见诸于红头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