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与失》。主要讲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完全专制黑暗的。明白中国历史上皇帝并不是完全一言九鼎，至少从制度安排上不是。比如唐代，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部门，中书负责发文，门下负责待皇帝盖章后签署，门下负责行政执行。理论上，没有门下的签署，文件是不能下发的，皇帝签字画押也不行。皇帝对行文，也一样，只有签字的权利，行文不是他发布的。尚书的权利仅仅限于行政权，没有参与拟定发布文书的权利。从这里看，中国其实很早就对皇权进行了限制。同事，三个部门之间实现了相互独立，在中书和门下之间有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关系。宰相也是一样，从法理上讲，宰相是政府负责人，行政第一人。皇帝的权利是象征性的，宰相的责任相对较大。上朝时，文武百官中，宰相只有宰相和皇帝是坐着的。但是到了明代，因为皇帝出身卑微，又自卑心理，对宰相的权利就逐步进行了限制。同事，宰相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望也兀自过谦，导致宰相的权利进一步萎缩。后来更甚，直接废除了宰相，政府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实际上，没有了一品大员，皇帝下面直接就是二品。皇帝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还是需要一个人来完成宰相的工作。于是，就有了内阁大学士，太监擅权。内阁本质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从法理上讲其地位不高，通常都是五品或者以下。例如张居正当时就备受争议，因为其实内阁大学士，当然其也有在政府的其他职位。但是当时他要求政府的文件除了给皇帝外，也要报给他一份。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虽然，他在强调那个时代的进步、改革，但是其在追求结果正义的同时，忽略了了程序正义。
对历代的税收也进行了探讨，比如盐铁税的改革。本来盐铁税很少，于是这部分就不归入政府，直接划给皇室开销。可是，后来盐铁税越来越多，皇帝就不满足于仅仅收税，而是开始想着把盐铁进行专营了。这事汉代时的事情，后来国库空虚，皇室富足，导致后来皇帝要拿自己的私房钱给政府用。每朝每代，开始时都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也付诸了实施，但是因为想法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往往很多很好的政策，最后都没有能够长久执行。后来，政府也采用税收的一条鞭，就是把收税手续简化。政府后来仅仅从地上收税，表面上看，政府的税少了实际上羊毛当然出在羊身上。汉代，人民要交粮食、服兵役、服苦力，后来这些都可以用钱来免除。唐代，开始的政策也是，交粮、交特产、服兵役，后来登记造册混乱无序就改成了按照地收租子。永不加赋的背景就是这样，强调永远不再加赋，更强调是不再增加新的税种，当然税收总额保持不变，那单税比例要增加。
在《清代的皇权与世家》里面提到，有民众自愿把地投献给地主，当时很不理解，后来发现。国家对普通民众和地主收税是不一样的。比如，普通民众需要纳税十而一，那地主甚至就不需要纳税。于是，民众把地投献给地主，自己做佃农，只需要纳税二十而一，仅仅是原来的一半。这是民众、地主的双赢，吃亏的是国家。这里提到，在汉代，也有类似的事情，民众甚至愿意投献给地主，然后自己选择做奴隶。因为，做奴隶，可以去地主的盐铁矿打工，能够有更富足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也提到和高晓松类似的观点，从汉代起，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了。作者反复强调，汉代的政治相对开明，唐代、宋代、明代、清代，越来越专制，以清代最为黑暗专制。他认为清代不再有政治，只有法术，因为政治的透明的，法术是完全秘密的。政治是服务多数人的，法术是服务一个特定的群体并被其拥护的。政治的官员组成是均匀分布在人民中的，或者至少是均匀“读书人”这样的精英群体中，而法术是任用某一个特定的群体。
”官“是高级公务员，”吏“是低级公务员，“吏胥”虽然也是“公务员”，但是其不能进一步擢升为当时的”官“，只能终生从”吏“。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是”清流“是能够升大官的知识分子，”浊流“是无望升官的读书人。人们习惯用一个职业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像网上流传的段子，”看英剧的，看不起看美剧的；看美剧的，看不起看韩剧的；看韩剧的，看不起抗战剧的“。
以前，一直认为过去皇上一言九鼎，实际上，很多皇帝还是很讲究”程序正义“的，虽然他们做了不少事，都没有保证”结果正义“。典型的就是其发文书，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背书，他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发，而是把那个封章弄歪一点，以示心虚。
觉得这本书，价值还是挺高的。看历史，不能再带着过去是”黑暗的，一无是处“的眼睛看历史。如果，真是中国历史一无是处，也不能保持五千年的文明而不衰。所以，完全的否定是不正确的。当然，钱先生也对过去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