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聊“女”博士

今天是3月8日，第110个国际劳动妇女节。消费主义依然回避“妇女”，而用“女王”“女神”甚至“仙女”等词来代称。我们对于女性的过度美化与过度污化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视线回避，通过一种理所当然的想象去建构，或者用极端个例来扁平化，让女性成为一种表演性的符号。节日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纪念某一场运动，也不是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接受讨好和献媚，节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唤醒，在于让他者成为主体，在于去看见这个群体真正的样子。

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2月2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表示，将扩大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去年同比或增加18.9万人。近年来读博热潮持续升温。一方面，博士毕业生拥有更高薪的就业机会及更广阔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博士学位具有更高的学术权威性，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他人的尊重。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各大高校博士招生人数持续上升，2018年的博士生招生总和已接近10万人（数据来源：中商数据）。 据可查消息，华为百万年薪招聘的8名博士里，至少有六位都是男性（其余两位暂未确认）。我们在对千万份简历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发现，目前我国女性的读博率远低于男性，比如2015年女性博士人数仅占到博士总人数的30%。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尽管女性读博比例在近年略有提升，然而占比仍不足50%。由此可见，读博热潮并未在女性群体里激起波澜。 

制图：GE@iNED， 2003-2015年 女性读博比例变化 女性读博率相对较低，是女性不爱读书吗？当然不。根据GE@iNED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性读硕比例在2015年超越男性，达到52.3%，且在过去10年中增速显著。但同时，女性读硕比例与读博比例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在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放弃了对更高学历的追求。在经过大量研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后，女性放弃读博深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制图：GE@iNED  2003-2015年，女性读博和读硕比例对比

 原因一：隐形的天花板

 

很多女性对博士学位望而却步，源于行业内对女性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女性在应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带有歧视性质的提问：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打算多久要小孩？在投入了和男博士同等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后，却由于生育惩罚、刻板印象等因素，无法获得相应的薪酬和晋升机会，这是很多女性放弃追求更高学历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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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者Jason M. Sheltzer在其发表于PNAS的一篇论文中 [1]，详细阐述了男女博士毕业后在就业上所面临的巨大差异。Sheltzer在分析了来自生物科学领域前25名研究院校共计2062位教职工的数据后得出，尽管生物学领域的女性博士毕业生占比高达50%，然而女性教授和副教授的人数占比仅为总教职员工的21%和31%。残酷的现实表明，男博士在科研领域会比女博士具有更多的职业机会，性别歧视普遍存在着。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在生物科学领域获得显著科研成就的女性学者比例也远低于男性。例如入选HHMI Investigator、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获得其他国际大奖中，女性学者占比仅为总获奖人数的25%、18%和16%。 

美国生物实验室教职员工性别构成统计，图片来源：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 sciences employ fewer women， Sheltzer, J. M., & Smith, J. C Sheltzer分析得出：女博士在科研领域的被边缘化，与其工作环境中的男性主导地位具有密切联系。数据分析表明，男性领导的科研团队不太倾向于招收女性学者，招收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领导的科研团队。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团队中男性领导的威望越高，该团队对女博士及女博士后的招收比例就越低。比如入选过HHMI Investigator的男性教授明显比没有入选过HHMI的男性教授更少的招收女性学者。而女性教授在招收女博士和女博士后的比例，并没有因为是否入选HHMI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类似的，那些入选国家科学院的成员或获得一些成就奖的男性学者，在招收研究员时也存在同样的性别偏好。 

威望越高的男性教授招收越少的女性学者。（A）是招聘博后的差异；（B）是招聘研究生的差异，图片来源：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 sciences employ fewer women， Sheltzer, J. M., & Smith, J. C 这样的职业天花板现象，在其他学科科研领域也比比皆是。英国巴斯大学的教授PatrickGaule [2] 在分析了2000名美国化学系的博士毕业生及其导师数据后发现，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在由男性领导的科研团队中获得该领域的教授职位。由于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女博士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在学术领域内取得与男博士相当的成就，且由于女性职业生涯中这一“隐性天花板”的存在，同等程度的付出后很有可能在收获上不及男性。这冰冷又残酷的现实也是无形中阻遏女性迈向更高学术殿堂的重要因素。

 原因二：第二性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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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3]中提到，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而女人只能作为“他者”的第二性存在。因此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样“他者”的角色，从根本上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造成社会对“女子不如男”的刻板印象。女人被认为是男人的从属，因此天生被赋予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甚至对于女博士这类的高智人群，在学术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后，社会还是期望她们能回归家庭，“对镜贴花黄”。这样的现象，被北京大学性别研究学者戴锦华称为“花木兰式困境”[4]。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婚姻和家庭才是女性的最终归属，“好妻子，好母亲”才是女性根本价值的体现。 大多数时候，当大家听说一个人是女博士之后，第一反应是好奇她的婚恋情况，而非学术造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刻板印象。出于对结婚生育以及家庭的焦虑，很多女性的学术生涯在硕士阶段戛然而止。这些刻板印象不仅来自外界，也同样广泛存在于女性的自我认知中，而且这一认知直接影响到女性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及自我表现。加州伯克利分校的Steele教授 [5] 在其2002年的心理学论文中，提到了刻板印象威胁理论(Stereotype Threat)。该理论指出，“受到负面刻板印象影响的群体，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正好印证了这些刻板印象，从而焦虑”所引发的后果将导致个体完成任务时的表现会低于预期效果。在Spencer教授的心理学实验中 [6]，学生被随机分配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的学生在考试前被告知，过去男性在这个考试里取得的成绩要远远优于女性，而对照组则没有。实验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女生成绩要远远低于对照组的女生成绩，说明刻板印象对实验组女生产生了“我不行”的心理暗示。由此可见，女博士的缺失不仅源自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源自于女性对自我认知的刻板印象。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定位，制约了女性追求更高学历的信心与勇气。

原因三：抵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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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这固然是玩笑话，但也侧面反映出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期望仿佛跟女博士的形象相去甚远。高学历带来的对自我成就的更高追求，促使部分女博士投入大量时间于科研，而非回归家庭去从事传统母职的劳动分工。美国人类学家GayleRubin [7]早已提出，除去先天生理的性别符号，社会性别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后天形成的。为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科研领域取得成功，部分女性形成有别于传统女性形象的特质。很多人将女博士戏称为“灭绝师太”，这样的负面印象正是新泽西州立大学Laurie Rudman和Julie E. Phelan [8] 在其论文中提到的Backlash Effect——抵制效应。该理论指出，社会普遍认为女性较男性而言缺乏竞争性和好胜心，同等条件下不适合作为领导。为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取得可以与男性相抗衡的地位，一部分女性发展出了与传统女性特性背道而驰的特征，但这样的特性反而招致了外界的反感。很多人认为，读博已经不只是一个学历，女博士在长期的科研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男人和女人以外的第三性人。对Backlash Effect的担忧，也是一部分女性不愿继续读博深造的一大原因。

 结语

  

图片来源：网络作为前沿理论与科技的探索者与实践者，博士群体日益成为“人才抢夺战”中的重点抢夺目标，从“华为百万年薪的招聘”可见一斑。但是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女性博士毕业生数量占比极低。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刻板印象威胁、求职中的性别歧视以及抵制效应等等造成了这一现象。本着对智性与知识的尊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对女博士的偏见，认识到女性的成就绝不应该由她的婚姻来定义，性别也不应该是标志女性能力的符号。尊重女性不同的人生选择，给她们一些坚定自己人生道路的勇气和信念。 

 

参考文献：[1]Sheltzer, J. M., & Smith, J. C. (2014). 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sciences employ fewer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2]Gaule, Patrick & Piacentini, Mario, (2017). An Advisor Like Me? Advisor Genderand Post-Graduate Careers in Science. IZA Discussion Papers 10828,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3]Beauvoir, S. (1989). The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Books.[4]戴锦华.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1-360[5]Steele, C. M., Spencer, S. J.,& Aronson, J. (2002). Contending with group image: The psychology ofstereotype and social identity threat.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 34, 379– 440.[6]Spencer, S. J., Steele, C. M.,& Quinn, D. M. (1999). Stereotype threat and women’s math performa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 4–28.[7]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ed.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5)[8]Rudman, L. A., & Phelan, J. E. (2008). Backlash effects for disconfirminggender stereotypes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8,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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