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和4G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若论5G和4G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两三年前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带宽和延迟这类性能指标。
北邮何同学曾经对此进行过感同身受的解读，不再赘述。
但现在关于5G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5G的核心价值是什么、5G技术是否成熟、现在是否应该大规模部署5G以及5G的核心应用是什么等等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是原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达的看法：5G是一种面向工业互联网场景的技术，现阶段对个人用户意义不大。
国内电信运营商并没有正面回应这类二选一的问题，而是面向个人用户释放出“5G流量资费比4G更便宜”这个信号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布局工业互联网。
显然，电信运营商两个都想要。
中美之间以5G为发端的贸易争端，又为这项技术加入了扑朔迷离的政治因素，更加令5G的本来面目难以琢磨。
5G到底有什么价值，5G有没有杀手级应用，现阶段部署5G是否过于超前，等等这些问题几乎全都能看到势均力敌但又对立冲突的观点，这和当年4G部署时所获得的一边倒的支持和欢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才是4G和5G最大的区别。
而这种区别背后最直接的原因，是电信基础设施在整个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导致5G无法像4G或3G那样直接创造出全社会可以迅速感受到的价值，投资回报周期远远比前两次移动通信升级换代更加漫长。
而间接的原因，则是3G和4G都处在互联网上一个时代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发展的轨迹和方向都相对明确，技术进步的价值能够被大众理解和认同。
而5G恰好正处在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上，互联网呈现出大量的非线性特征，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规律和理论正在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在的现象。即使是置身风暴眼当中的电信运营商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引起广泛而尖锐的争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4G所处的时代，延续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互联网发展和演化的基本轨迹，以打破资源壁垒和资源瓶颈为主要特征，孕育出以网络层互联互通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以及应用体系。各类互联网应用，如同苹果一样挂靠在网络基础设施这棵大树之上。苹果产量的上限，取决于苹果树的形态以及枝干强度、营养供给能力。无论是固定还是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都是在这样一种基本形态下去不断增强枝干强度及营养流动效率。
果树栽培技术无论如何改良，都是在这种果树形态下去尽可能趋近于产能的极限。但这个极限，又恰好是被这种果树形态所定义的。
这就是以网络为中心的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时代，网络资源的数量和密度，是决定互联网产业繁荣程度的基石。但是在以应用为中心的时代，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边际效用急速递减，于是出现了诸如“流量消费剧增而运营商收入下滑”的现象。就算是你把苹果树的挂果率提升到惊人的地步，受限于果树基本形态自身的物理极限，苹果亩产也不可能再有多少提升的空间了，但种植成本的增加却似乎远远看不到尽头。地里的收成够不够交水电费，都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目前农林领域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让果树形态服从于果实产量这个中心，谁说苹果树一定要长成伞状？直接变型为爬藤类植物不是更好吗？
5G显然不是让苹果树上架这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在电信基础设施领域，不仅仅是移动通信系统的更新换代面临这种伤害性和侮辱性双强的问题，即使是骨干网扩容也概莫能外。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骨干网大规模扩容虽然并没有带来专线业务的同步增长，却实实在在地把地下带宽交易市场给逼入了绝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整个资源市场陷入困境，连黑社会都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万亿级别的5G建设投资是否有价值，就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5G争议的背后是两种互联网秩序
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合理，不能只看这个答案本身，更重要的判别依据是分析问题的逻辑。如果5G争议的焦点仅限于5G，答案不言自明。但这个答案是基于网络中心时代的逻辑而得出的，在以应用为中心的时代是否仍然成立？在以网络为中心的逻辑中，无论如何增加网络资源的体量，其供给模式，或者说网络资源调度的模式都只能首先服务于电信运营商自身的目标，然后才能惠及应用。在应用层仍然处在高度碎片化的互联网早期，这是最有效的资源供给模式，应用也会根据网络结构以及资源分布情况来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然而，当应用的体量超越基础设施，应用对互联网流量和流向的话语权开始高过网络层路由策略以及运营商的DNS调度策略，网络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显现，并促成了CDN、缓存等产业的崛起，并令其最终也成长为基础设施。于是，在互利网上便出现了两种基础设施：围绕电信运营商的以路由器为节点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围绕互联网应用的以数据中心为节点的OTT基础设施。两种基础设施的背后，是两种互联网秩序的竞争，而攻守易行的转折点，是2016年前后以阿里云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大举进入CDN市场，并将这一曾经属于暴利的行业直接降级为利润微薄的基础设施。经过这一番洗牌和重组、扩容，CDN和云计算正式成长为一个与网络基础设施势均力敌的产业。以CDN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的互联网秩序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应用层的消费用户群体。这个群体产生和消费的流量增长越快，互联网新秩序掌控话语权的能力就越强。而这种能力又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间接推动政策层面的变化。政策的重心从反复强调提速降费向推广IPv6、扩容网间互联带宽、取消网间结算费用、新基建等等更加多元化指导意见的转变，也恰好与互联网新旧秩序博弈的转折时间点基本吻合。继续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互联网旧秩序上发力，还是皈依以应用为中心的互联网新秩序，这是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电信运营商在2020年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通过云网一体的方式变革整个网络资源供给体系的架构和模式。在电信运营商云网一体转型的大背景之下，5G和骨干网扩容就不显得那么粗鄙了。对于马车而言，通过增加草料的供给来提高车速很快就会遇到瓶颈，继续加大对草场的投入显然不合时宜。但对于蒸汽机车而言，这点投入所产出的燃料是否够用，都还是一个问题。与其盯住5G，不如关注云网一体从2020年开始，中国电信开始将云网一体化转型提升到战略层面，并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试点。尽管在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但基本路线图非常清晰，数据中心将成为各类用户接入的第一跳，而用户流量调度也将在数据中心之间展开。传统的路由器网络将下沉到距离用户更远的DCN（数据中心间网络）位置，更多服务于数据中心之间的东西向流量，而南北向流量将更加聚焦于边缘。
电信运营商终于活成了自己当年最为憎恨的样子，彻底管道化了。
电信基础设施皈依以应用为中心的互联网新秩序，这才是电信变革中最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意味着，网络资源供给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中最大的瓶颈：两种互联网秩序的冲突，将会因此而消散，整个互联网运转的效率将出现根本性的提升，应用层在上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天花板开始松动。
尽管我们常常戏谑网络基础设施位于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底层，有苦又累还不赚钱，但是整个生态系统能够演化到何种极限却受制于这个底层基础设施的体量和形态。应用层可以在触达极限之前野蛮生长，但应用层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不能突破这个极限。
草木虽柔，却能够定义肉食者繁衍和兴衰的边界。站在云网一体的视角，当网络资源供给的阻力和曲折被逐渐消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然是资源的短缺啊！
应用层和网络层是两个脑回路截然相反的物种。
在电信运营商的眼里，网络资源永远要保持高度冗余才能获得安全感，而互联网公司对更大、更快、更稳定带宽的贪婪永远没有尽头，即使在应用层把压缩算法做到极致、把服务器推进到用户的炕头，带宽仍然会捉襟见肘、不敷度用。我们现在认为5G和4G没有区别，5G的高速率对于满足移动端的互联网应用需求过于鸡肋，是因为从整体上来说，互联网应用层仍然被网络中心秩序所定义的资源供给模式束缚着手脚。5G只是整个锁链中最末端的一环，这一环对端到端信息流动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仅仅把夏利车的轮胎换成越野型号，就可以勇闯天涯了吗？
5G解决的是轮胎的问题，而云网一体化转型，则意味着发动机引擎的升级换代。所以我认为单纯讨论轮胎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甚至这个轮胎是服务于手机终端用户还是工业互联网都不那么重要。工业互联网若真有如此强劲的网络需求，自然会驱动网络技术朝着这个方向演进，互联网巨头再巨大，要从外部改变工业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制造业相比，互联网最多是个弟弟。
更何况，工业互联网是否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并不取决于互联网技术，中国的制造业能否晋身顶级工业强国才是关键。我们今天热烈地讨论工业互联网，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工业企业对此求之若渴，而是我们相信在202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相关的网络技术和资源需要提前进行储备。事实上，即使是面向移动终端的网络技术和资源，也需要提前进行储备。当整个互联网逐步收敛到以应用为中心的资源调度秩序之下，应用层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爆发力，而且这一次爆发的力度和广度，将会超过过往，甚至深刻改变内容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乃至改变互联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互联网秩序之下，我们想象力的极限无非是VR、AR、8K、18K高清而已，但这些都不过是内容展现的方式，如果内容生产和创造的模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技术除了锦上添花，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而一旦整个互联网产业的链条因为新秩序红利而获得系统性的效率提升，则用户创造和生产内容的资源和技术瓶颈将会迎来突破的曙光。技术和资源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创造性的价值，但是可以为创造性的变革提供弹药和平台。无论是5G、骨干网扩容还是云网一体，都是整个网络基础设施向互联网新秩序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这些环节被孤立看待的时候，每一个都有可能活成笑话，然而一旦聚合为系统性的力量，则整个互联网产业将为之颤抖。这才是互联网人口红利耗尽之后最值得期待的新秩序红利。
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
天道轮回，四十年前也是如此。
大转折时代的技术迷雾
最近十年是互联网技术井喷的十年，也是互联网技术更迭速度最快的十年，令人目不暇给、不知所措。到底应该学习GO还是PYTHON？这是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工程师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中国的历史虽然极其漫长，但近代史却殷鉴不远，和我们在最近一百年多当中所经历的动荡和变革相比，互联网这点革命，连弟弟的弟弟都算不上。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为什么大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新中国的工业化却成功了？为什么连停留在封建王朝时代的大清都知道要工业立国，民国的蒋委员长却对工业化毫无兴趣？这和技术本身没有关系，和技术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赋予技术的使命有关系。技术能够发挥出巨大效能并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都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是技术生产力所遭遇的体制和机制阻力最小的时代。大清只是希望用技术来为本来就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续命，民国干脆连这点念头都顾不上有，纵有技术也枉然。对于互联网产业而言，当左右网络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本身就构成产业发展瓶颈的时候，仅仅依靠新技术最多只能在极为逼仄的空间里更为接近极限而已，很难突破增长的天花板。但在转型期间，由于新旧秩序的交替，会出现大量供给与需求错配和低效匹配的场景，这些场景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一批为转折时代而生的过渡性技术便登堂入室，担负起裱糊匠和润滑油的角色。而这些技术也往往被赋予过分夸大的效能，甚至被视为技术革命。现在还很难说哪些技术属于革命性技术，而哪些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但无论互联网如何变革和演进，有一些核心的原则始终不会被动摇，比如：追求极简的原则一切为了开放系统互联的原则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对立统一原则任何一项网络技术，是悖离还是遵循了这些基本原则，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密切。没有什么网络技术会万年长青，即使是我们奉若圭臬的TCP/IP，现在看起来也并非牢不可破的圣物。但TCP/IP所代表的极简核心原则，却会以其他形态继续演化。我甚至认为，当我们讨论信息茧房和内卷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现有的互联网内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架构下得出的结论。而要突破这些瓶颈，仅仅依靠在现有架构下进行技术革新不会有什么出路。因为在现有的互联网系统框架之下，中心化是提高效率的必然结局，主流的技术资源也会被投入到强化中心化的领域，而中心化本来就是排斥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即使你可以在抖音、快手上上传自己录制的视频，这些大平台也不会把你当做一个差异化的个体看待，你只是一堆标签定义的物种，你这个物种该被投喂何种饲料、该产什么蛋，都已经被安排得妥妥帖帖。
流量、网红都是这种中心化秩序的标配，在中心化秩序定义的互联网上依靠技术手段去对抗这种秩序的安排，不是不能产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可能充其量只是换了国王而已。但国王仍然是国王。从这个角度来说，Telegram之类的隐蔽通信工具天然是不可能长大的，如果真的长大了，那也不过是另一个微信或者QQ。
中心化的秩序在某些历史时期会提升资源调度的效率，但其基因里天然携带违背互联网核心原则的密码，当这种冲突开始严重阻碍信息和内容的自由生产和流动，不能被互联网所容忍时，互联网会以自己的方式终结这些中心化的巨头。我们可能就处在这样一种中心化秩序登峰造极的时代，以网络为中心的旧秩序尽管阻碍了其登顶的步伐，但也为其膨胀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只是现在连最“顽固”的运营商都云网一体了，那个阻力快要消失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非常符合熵增定律。 感谢阅读，欢迎扩散传播！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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