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进入后危机时代，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消化过剩产能已经成为全球性课题。从美国到欧洲，传统制造业产能都在缩减，低碳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为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可能性大为增长。从此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有着消灭落后生产力，促进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纵向与横向的经验都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既不可能短时间完成，也不可能一次完成，世界上没有无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不依赖技术与产业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行为。忽视企业的作用与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对的。深圳市一路走来所表现出的持续动态的产业升级过程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的技术创新的特点。
技术创新活动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们先来想一下，人类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技术创新会怎么样。猛一看这个问题很无聊，其实不然。人类的技术创新曾在上千年时间里处于停滞或是十分缓慢的状态。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其中的“黑暗时期”，技术创新活动几乎完全停滞。
在此期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极低的。举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西汉末年中国的粮食亩产是264斤，唐代是334斤，明代是246斤，清代中叶是367斤。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之最的中国，历经近1800年，粮食亩产只增加了103斤。其实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在于，西汉末年每一个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是2151市斤，明朝为2255斤，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代中叶仅为1260市斤。再来看一下我国人口的变化，西汉末年6000万人，盛唐开元年间5000万人，宋代突破1亿，清康熙年间再度突破1亿，乾隆末年超过了3亿。从中可以得出什么印象？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和边际生产力下降，人们只能依靠更多地开垦土地扩大产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产生的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对此给出了最简捷但准确的解释。即，在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持续地投入任何一种要素都会引起边际收益下降。简单说，深圳所有的农村股份公司都明白，多盖厂房会使租金下降；多投入劳动，厂房利用率提高，不投资也可以使产出增加。但人太多了，效率就会低。换成一句标准的经济学术语，就是我们熟悉的“粗放的外延式经济增长”。用广东省委书记×××的话说，这种没有肌肉的虚胖没有竞争力，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很多西方人无法理解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除了政治偏见外，他们其实没弄懂，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1970年至1980年，教育和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低于40％，1990年至2000年，其已超过了60％。技术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创新能力来自于
激励知识创新的体制机制
索洛理论也有缺陷，讲清楚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却没说明白技术进步是从哪里来的？后来的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了，技术创新来源于知识的积累。
理论表述很复杂，先说个例子吧，我想开一间网吧，会先去几家网吧打游戏，还会到电脑商城去看看游戏机型号与价格等。依此类推，在深圳要建一家手机或是芯片设计企业，可资观摩学习的企业不计其数，结果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ＩＴ企业在深圳创业与发展。我们可以表述为，任何专业性和创新性的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他人免费使用，这就是知识的非独享性或是知识外溢的公共产品性质；知识创新越多，知识外溢就越多，技术进步就越快。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任何企业都可以无偿地获得他人创造的专业化知识时，就不会有人去创新，这被称为知识创新的排他性。事实上，只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才会积极创新，并通过创新获得高利润。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知识创新的支持与保护，会创造出整个社会资本边际收益大于企业局部的资本边际收益的结果，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性循环。深圳持续的跳跃式产业升级的本质就是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知识创新的体制机制。
专利申请量已成技术创新
能力与速度的代表性指标
从配图中可以看到，过去10年，深圳实现了巨大飞跃，从2000年的4000余件专利申请量，到2008年一跃为36249件，仅居上海（52837件）、北京（43515件）之后，专利申请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8757件，仅在北京（28401件）之后，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而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则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在当年全球专利申请公司(人)排名榜上，华为公司取代了飞利浦连续10年的榜首地位。深圳是一个标准的高等教育小市，也没有国家著名的科研院所，但10年间一跃而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市，确实有过人之处。事实上，深圳企业不论是大与小，都以专利技术作为企业的生命线。2007年以来，深圳中小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出现了高增长。深圳中小企业跨国打知识产权官司并胜诉，也再不是新闻了。专利申请量已成技术创新能力与速度的代表性指标。
跨越比较优势依赖的是深圳技术创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对我们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获得了中国市场利益和廉价劳动力利益，对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很少。至今，经济学家们仍在进行更加广泛的实证检验。我想说的只是一句话，从深圳的案例看，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深圳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只充当了配角。目前，在深圳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仍以无品牌代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主要产品是打印机、复印机、电视机、电话机、照相机、计算机等电子消费产品和配件，员工82万，研发人员约5万，主要从事制造工艺技术研发与支撑工作。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总额的1．1％。，专利申请只占深圳的1／5。外资与港澳台企业为什么在深圳很少做研发，如何鼓励跨国公司在深圳搞研发，曾经是困扰深圳多年的难题。现在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
当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商品价格及劳动力价格低廉时，最合理的投资取向只能是要优质低价。但一个伟大的城市就在于能够成就别人想不到，或者是想到但做不到的事业。深圳的伟大就在于，最先认识到了后发地区可以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起飞，但简单追求低成本，将导致本地经济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能自拔，滑入被动、依赖、受制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之中。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深圳就流行着一句“爬锅底”名言，要依靠技术创新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
政府创造市场与市场激励
企业创新是深圳经验核心
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已经有三十年，但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人并不多。我们到菜市场买菜可以讨价还价，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态。但在简单的形式后面，包含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要素，一是议价；二是所有权转让；三是合约的执行。
在菜市场上，面对水灵灵的青菜，买者与卖者信息对称就可以议价。如果是一项只有试验报告的技术产权，如何议价就成了大问题。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同时拥有两个相似的技术发明，卖一个给你，留一个给自己。你生产了，他也可以生产，这项技术产权的交易完成后，知识产权就没有让渡，今后的合同也没法执行。前面说到，深圳是高等教育小市，没有什么大的科研院所，最初的技术创新当然要依赖于活跃的技术产权交易。北京、河南、山西和陕西托老祖宗的福，有着大批文物鉴定专家。深圳要技术创新首先就要有一支现代科技成果的鉴定专家，去发现教授脑子里、试验室里的可以产业化的知识与技术。这样的专家还要有高超的技巧，能够保证知识产权的让渡及技术合同的执行。毫无疑问，这是菜市场交易经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的高级市场经济形态。
深圳市政府做了什么？尽管十几年前初级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但深圳已经着手培育与规范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高级市场经济形态。有人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这话不错，事实上包括华为、中兴和中国内地最大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在内，销售收入过亿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有95％以上都曾获得过市区政府科技研发资金的资助。但只靠资助产生不了优秀的创新企业。政府要建立一整套技术创新所必备的，运转系统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人才引进、知识财产化的法律认定、技术产权交易规则、知识产权的评价与保护、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等。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随着深圳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创意之都，设计创意产业在深圳异军突起。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可能没人想起，深圳政府创造了一个口号，创造了一个产业神话。那就是几年前，深圳在制定支持创新的文件中，提出要鼓励支持非共识创新。当年听起来荒唐离奇。今年，当我们面对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大剧院，或是一件造型奇特的电子产品，表达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时，我们禁不住对支持非共识创新的规定拍手称快。
进入后危机时代，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消化过剩产能已经成为全球性课题。从美国到欧洲，传统制造业产能都在缩减，低碳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为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可能性大为增长。从此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有着消灭落后生产力，促进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纵向与横向的经验都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既不可能短时间完成，也不可能一次完成，世界上没有无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不依赖技术与产业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行为。忽视企业的作用与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对的。深圳市一路走来所表现出的持续动态的产业升级过程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的技术创新的特点。
技术创新活动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们先来想一下，人类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技术创新会怎么样。猛一看这个问题很无聊，其实不然。人类的技术创新曾在上千年时间里处于停滞或是十分缓慢的状态。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其中的“黑暗时期”，技术创新活动几乎完全停滞。
在此期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极低的。举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西汉末年中国的粮食亩产是264斤，唐代是334斤，明代是246斤，清代中叶是367斤。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之最的中国，历经近1800年，粮食亩产只增加了103斤。其实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在于，西汉末年每一个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是2151市斤，明朝为2255斤，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代中叶仅为1260市斤。再来看一下我国人口的变化，西汉末年6000万人，盛唐开元年间5000万人，宋代突破1亿，清康熙年间再度突破1亿，乾隆末年超过了3亿。从中可以得出什么印象？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和边际生产力下降，人们只能依靠更多地开垦土地扩大产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产生的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对此给出了最简捷但准确的解释。即，在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持续地投入任何一种要素都会引起边际收益下降。简单说，深圳所有的农村股份公司都明白，多盖厂房会使租金下降；多投入劳动，厂房利用率提高，不投资也可以使产出增加。但人太多了，效率就会低。换成一句标准的经济学术语，就是我们熟悉的“粗放的外延式经济增长”。用广东省委书记×××的话说，这种没有肌肉的虚胖没有竞争力，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很多西方人无法理解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除了政治偏见外，他们其实没弄懂，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1970年至1980年，教育和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低于40％，1990年至2000年，其已超过了60％。技术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创新能力来自于
激励知识创新的体制机制
索洛理论也有缺陷，讲清楚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却没说明白技术进步是从哪里来的？后来的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了，技术创新来源于知识的积累。
理论表述很复杂，先说个例子吧，我想开一间网吧，会先去几家网吧打游戏，还会到电脑商城去看看游戏机型号与价格等。依此类推，在深圳要建一家手机或是芯片设计企业，可资观摩学习的企业不计其数，结果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ＩＴ企业在深圳创业与发展。我们可以表述为，任何专业性和创新性的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他人免费使用，这就是知识的非独享性或是知识外溢的公共产品性质；知识创新越多，知识外溢就越多，技术进步就越快。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任何企业都可以无偿地获得他人创造的专业化知识时，就不会有人去创新，这被称为知识创新的排他性。事实上，只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才会积极创新，并通过创新获得高利润。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知识创新的支持与保护，会创造出整个社会资本边际收益大于企业局部的资本边际收益的结果，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性循环。深圳持续的跳跃式产业升级的本质就是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知识创新的体制机制。
专利申请量已成技术创新
能力与速度的代表性指标
从配图中可以看到，过去10年，深圳实现了巨大飞跃，从2000年的4000余件专利申请量，到2008年一跃为36249件，仅居上海（52837件）、北京（43515件）之后，专利申请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8757件，仅在北京（28401件）之后，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而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则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在当年全球专利申请公司(人)排名榜上，华为公司取代了飞利浦连续10年的榜首地位。深圳是一个标准的高等教育小市，也没有国家著名的科研院所，但10年间一跃而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市，确实有过人之处。事实上，深圳企业不论是大与小，都以专利技术作为企业的生命线。2007年以来，深圳中小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出现了高增长。深圳中小企业跨国打知识产权官司并胜诉，也再不是新闻了。专利申请量已成技术创新能力与速度的代表性指标。
跨越比较优势依赖的是深圳技术创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对我们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获得了中国市场利益和廉价劳动力利益，对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很少。至今，经济学家们仍在进行更加广泛的实证检验。我想说的只是一句话，从深圳的案例看，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深圳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只充当了配角。目前，在深圳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仍以无品牌代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主要产品是打印机、复印机、电视机、电话机、照相机、计算机等电子消费产品和配件，员工82万，研发人员约5万，主要从事制造工艺技术研发与支撑工作。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总额的1．1％。，专利申请只占深圳的1／5。外资与港澳台企业为什么在深圳很少做研发，如何鼓励跨国公司在深圳搞研发，曾经是困扰深圳多年的难题。现在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
当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商品价格及劳动力价格低廉时，最合理的投资取向只能是要优质低价。但一个伟大的城市就在于能够成就别人想不到，或者是想到但做不到的事业。深圳的伟大就在于，最先认识到了后发地区可以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起飞，但简单追求低成本，将导致本地经济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能自拔，滑入被动、依赖、受制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之中。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深圳就流行着一句“爬锅底”名言，要依靠技术创新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
政府创造市场与市场激励
企业创新是深圳经验核心
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已经有三十年，但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人并不多。我们到菜市场买菜可以讨价还价，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态。但在简单的形式后面，包含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要素，一是议价；二是所有权转让；三是合约的执行。
在菜市场上，面对水灵灵的青菜，买者与卖者信息对称就可以议价。如果是一项只有试验报告的技术产权，如何议价就成了大问题。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同时拥有两个相似的技术发明，卖一个给你，留一个给自己。你生产了，他也可以生产，这项技术产权的交易完成后，知识产权就没有让渡，今后的合同也没法执行。前面说到，深圳是高等教育小市，没有什么大的科研院所，最初的技术创新当然要依赖于活跃的技术产权交易。北京、河南、山西和陕西托老祖宗的福，有着大批文物鉴定专家。深圳要技术创新首先就要有一支现代科技成果的鉴定专家，去发现教授脑子里、试验室里的可以产业化的知识与技术。这样的专家还要有高超的技巧，能够保证知识产权的让渡及技术合同的执行。毫无疑问，这是菜市场交易经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的高级市场经济形态。
深圳市政府做了什么？尽管十几年前初级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但深圳已经着手培育与规范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高级市场经济形态。有人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这话不错，事实上包括华为、中兴和中国内地最大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在内，销售收入过亿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有95％以上都曾获得过市区政府科技研发资金的资助。但只靠资助产生不了优秀的创新企业。政府要建立一整套技术创新所必备的，运转系统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人才引进、知识财产化的法律认定、技术产权交易规则、知识产权的评价与保护、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等。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随着深圳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创意之都，设计创意产业在深圳异军突起。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可能没人想起，深圳政府创造了一个口号，创造了一个产业神话。那就是几年前，深圳在制定支持创新的文件中，提出要鼓励支持非共识创新。当年听起来荒唐离奇。今年，当我们面对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大剧院，或是一件造型奇特的电子产品，表达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时，我们禁不住对支持非共识创新的规定拍手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