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2年9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区发生群殴事件。据新华社中国网事援引山西省太原市公安部门称,大约有2000名员工参与,凌晨三点警方介入后,事件才平息。事件导致40人受伤。
群殴具体起因,还没有确切定论,但此次打斗事件最终能大规模发酵,的确离不了“保安”这个重要角色。
其实,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在多次涉及富士康的公共事件中,都会出现“保安”这个关键词,那么,“保安”在富士康体制中究竟充当怎样的角色?
1996年初,富士康在宝安区当时仍一片荒凉的龙华镇油松地块选址,建起了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这块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目前已有员工30多万,成为富士康在国内20余个城市布局的最为重要的基地。
几乎每个定居在深圳的人都深知富士康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它的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按富士康科技集团自己的说法,它力争成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力推手。
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早已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然而,自2010年1月到8月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促使全社会开始反思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媒体纷纷指出富士康的工厂制度是“军事化”、“非人性化”、“铁血管理”。
作为“超级世界工厂”,富士康的管理方式是我国出口加工业劳动体制的集中表现。富士康劳动体制是以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暴力规训体制、缺乏民主的沟通制度为特征的工厂管理方式,其目的是缩减成本和增加效益。
“富士康城”唯一通行证:层层设防的门卡
一张贴有员工照片、印有编号的胸牌(门卡)成为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记录在这张胸卡上。它捕捉了该员工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不同部门员工的胸卡有着不同的权限。一个部门的员工,只能进出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如食堂),以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特定区域。
除了进出大门的门口设有保安外,富士康还会在重要的岗线设置保安人员及读卡设备。据富士康内部员工介绍,有的部门设有四线门岗甚至五线门岗,每进入一个递进区域,就要刷卡一次。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定“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甚至搜查。负责任的保安人员有时候甚至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检查车上的人员。
“强势保安”是重要支撑 :高度服从、封闭运转的泛军事化管理
富士康是典型的泰勒制血汗工厂,泰勒制是指利用科学管理,所谓科学,就是去除人性,把人机器化,每个动作都靠精确计算来量化,人和流水线融为一体,以达到工人被利用的最大化。除此之外,从工人应得的工资数额中扣除一部分设立“津贴”、“奖金”等名目诱使工人超时或超量劳动。这样的体制,以高强度生产、暴力规训、分化工人为特征,强调的是高度服从,把员工集中在封闭区域内内,进行泛军事化管理,以便最大程度提高生产效率。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
“在富士康,有三种人不能得罪。”新晋的员工总能从相熟的老乡或学长那里得到一个生存秘笈,“老大、保安和人资。”
“老大”是指员工的直接主管,如: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基层员工的线长、组长等基层管理者,他(她)掌管着员工是否经常挨骂或者能否被公正对待;“人资”是人力资源部(处)的简称,它掌管着员工的考勤,如请假能否被批准,往往最终的决定权属于人资的人员。
在富士康的正规场合及书面用语中,“保安”会被描述成“警勤人员”。这是一支直属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以及另一副总裁的独立力量。它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或管控。在外界眼中,富士康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半军事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系这种威权力量的,正是这支作风强悍的保安力量。行伍出身的“执行力大帅”郭台铭一手创建的富士康集团,带有明显的郭氏风格,强调纪律、秩序,被渗透到整个公司文化的血液中。
一位在IDPBG上班的员工介绍,该事业群是苹果公司的全球唯一代工工厂,这个事业群的车间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无铁车间”:员工进出车间都要经过异常严格的安检,不仅连一元硬币也不能带进去,甚至连女员工也不能穿含有铁质的内衣。
被视为开启富士康“跳楼门”的是孙丹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2009年9月,IDPBG的孙丹勇因为交其保管的一部苹果iPhone第四代N90产品样机失踪,而遭到公司内部调查。最后,孙丹勇从12楼纵身跳下,以证清白。自杀前,孙丹勇向好友透露,曾遭保安的殴打。
“富士康有个暴力机构,就跟国家一样,有军队有警察。”
“暴力机构”指的就是富士康庞大的保安系统。仅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有超过1000名保安在维持内部秩序。保安系统是富士康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富士康帝国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在工人中间,“保安打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昆山富士康工厂的一名工人说,富士康的保安很特别,真正的保安应该是保护工人的安全,但富士康的保安却是被派来打工人。调查数据显示,16.4%的工人反映曾有过被保安或管理人员体罚的经历。辱骂、殴打等暴力方式也是工厂用以规训工人的手段。
“保安看到你不爽就上去给你两耳光,是很常见的事。”一名昆山富士康的员工描述了自己的见闻:“有一次一个员工不小心踩了一下草坪,两个保安就找他,还用上了电棒电他,用脚踹,最后和那个人要了两包烟才结束。”一名观澜厂区的女工说:“保安只要确定你是个偷产品的,不会问什么,就先打,然后问完了,再送到公安局。反正进了保安科就是会被打。”富士康观澜园区的一名工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哪里是法制社会,就是武力社会、暴力社会!”
“人民警察都进不了郭台铭的紫禁城”。在富士康帝国中,保安扮演了政府警察的角色。如果工人用工厂内的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会自动转接到了公司安全部门;如果富士康厂区中发生违法事件,警察都不能进入厂区,工人只能找保安解决问题。但事实上,保安不会处理与公司利益无关的事情,更不会保障工人的安全与权益。一名太原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说:“保安只监管员工,像过个红绿灯,你没有走斑马线保安会骂你一顿,但是如果我穿着工衣在公司门前被一帮小混混打,保安都不会管的。”
一名富士康的工人说:“保安的后台就是老板啊!”确实如此,安保制度背后是以老板为代表的强大的公司权力。安保制度象征着富士康对工人的暴力统治、对工人尊严和权益的粗暴践踏。
进厂经历:“感觉自己是被出卖的”
在应聘普工时,工人要经过形体检查、体检、证件查验、笔试或测评、分发部门等进厂程序。通过这些步骤,富士康希望能挑选最适合流水线快速灵活生产需要的工人。其中,应聘者的年龄和身体灵活度是决定能否入厂的关键。一名进厂打工的大学生描述了进厂时的感受:
“从第一次到富士康体检、面试起,就已经觉得富士康是没有把人当人看的。记得富士康招募人员刚刚见到我们时,给过一个重要的‘见面礼’,就是要求大家把东西都放下,伸出胳膊,张开五指,由他们正着反着、前前后后地检查一番,有的人还被要求做一些简单的伸缩动作,看是否能自如活动;外科体检的时候,他们还挨个地查看工人的胸部、腹部及背部是否有伤疤,并要求大家在量身高时大声地自报姓名,以证明自己不聋也不哑。当时就有种感觉,仿佛自己是正要被出卖的奴隶,主人家正在挑拣哪些是健壮有力的,值得他用买两匹马的钱来购买,哪些是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的。”
投诉与求助“内部优先”
事实上,富士康可以算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在富士康有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拨打110求助。接电话的竟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安保人员。这令我大为吃惊。”富士康的一位前员工说。后来,她才知道,不仅富士康鼓励员工及管理者使用集团内部的手机“短号”(5位数字,相互间通话免费,但外面的人无法拨打),而且110报警求助等公共服务电话也是“内部先受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士通要维系这套体系的有效运转,一个前提就是要赋予内部机构以某些类似政府的职能,最重要的一环当然就是要维系某种“强力”的存在,富士康的保安们就承担了类似的功能。
规训与惩罚的劳动集中营
除了设立一套劳动体制,富士康还必须造就符合要求的新型劳动者。如前所述,富士康对工人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强制方式实现的:通过严格的车间纪律、门禁制度、安保制度和军事化管理,使得工人适应富士康劳动体制的生产和生活。“屌人”和“打人”是暴力规训方式的显著体现。工人在车间里有线长、组长的控制,在工厂里有保安和义警的监视,回到宿舍还要受到宿管的管理,全方位的电子眼更是实现了对工人的实时监控。任何对工厂制度的违反和反抗,都会遭到富士康严厉的惩罚。
除了使用军事化的管理方法对工人的行为进行规训,思想规训的方法也常被采用,试图使工人认同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从而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劳动中。生产车间里贴的各类标语是这一方法的显著体现。。“吃苦是财富之基,实践是成才之路”、“努力,努力,再努力”等等。在通往生产车间的楼梯上,每一级台阶都贴上了郭台铭语录。甚至在员工的晋升考试中,一些考试题目都是默写郭台铭语录。同样在富士康的《员工手册》的开篇,也充满着对新员工的鼓舞之词——“冲刺美好梦想,追求绚丽人生”,“在这里,您将得到知识的拓展、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锤炼;您的梦想,将从这里延伸到未来。”富士康打造的这套话语,其本质仍然是为了服务于生产的需要,让工人的思想服从于它的管理体系,让工人们心甘情愿为之卖力工作。此外,富士康塑造了郭台铭“神”的形象,他象征着白手起家,通过勤劳和努力打拼成为人上人的神话。郭台铭每天工作16小时、艰苦创业的故事在工厂里广为流传,“总裁语录”更是每位工人必须学习的内容。富士康努力把郭台铭造就为每名打工者崇拜和效仿的偶像,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勤奋、节俭,更加主动地被富士康压榨这些对员工思想的规训工程,无疑也是为其劳动体制正名和合理化的过程。
加班变成义务?!克扣工人的加班费。由于产量指标过高,一些工人在10小时内难以完成生产任务,于是富士康要求这些工人“义务加班”。“义务加班”时间不计入工人的工作时间,没有任何报酬。
产量指标制定不合理,生产量不断增加。“定额一直在变,今天完成了,明天加产量,明天完成了,后天继续加,直到完成不了。走廊墙上的产量明细中,实际安排产量总是会高于计划产量。”
泰勒制与福特制管理 :“把人当机器,活着没意思”
富士康采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福特制的流水线管理方法,对生产过程进行严密控制:通过对各个工序的拆解、简化和规范,使得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强度增大,劳动生产率提高;采用流水线组织生产,使得工人完全隶属于流水线的生产节奏,为提高生产效率完全丧失了对自身的控制。富士康生产制度的安排把工人变成了一个生产工具。在“产能至上”的口号下,工人的价值和尊严被忽视了,他们的全部身心被迫以生产为中心运转,但是这种生产过程并不能赋予工人劳动的意义和满足。
富士康的管理哲学就是“把整个企业的流程拆解开来,找出关键点,进行简化,制定规范和标准,贯彻执行,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效益 ”。郭台铭认为,每一件事、每一个流程都可以拆解。他要求把控制作业系统设计成像“傻瓜相机”一样,确保每个工人不需要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便能进行标准化的操作。富士康集团极其重视“IE”(工业工程管理学),富士康的内部人士也戏称“IE无所不在,IE无所不能”。这种“IE术”体现在流水线上,即把工人的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之适合流水线标准作业。因此,所有的员工都被作为一个标准化的“零件”整合到生产体系中。工人们不需要思考,只需严格地执行管理部门的指示,机械地重复几个简单的操作。
层层压力型体制:“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
富士康建立了大致分为三层的金字塔形管理结构:中高层管理者重点参与公司整体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层干部以及研发的业务骨干,主要承担任务的分发、细节的制定与实施;工人位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受到严格的管理和监控,被要求快速完成相应工作并保证很高的良品率[1]。在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下,一方面工人面对的都是基层管理人员,中上层管理人员对工人的压迫被遮蔽,因此冲突和矛盾被凸现在金字塔的底层;另一方面,富士康通过对员工的等级划分,造成了员工间的分化,阻止了不同层级间员工的沟通和交流。
生产指标、品质规范、保密要求一层层下达,最后都落在了位于金字塔底层的一线工人身上。仅仅在车间层面的生态链中,普工就受到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主管等干部的层层管理。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
除此以外,富士康对不同等级的员工采取截然不同的管理措施,导致不同层级壁垒分明,员级和师级的区分十分清楚。不同等级的员工不仅在权力和物质待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连着装和通行道路都被严格规定。
在富士康,一线工人的晋升空间狭窄。此外,晋升过程缺乏工人的民主参与,上级管理人员垄断了晋升的决定权,而工人被排斥在决策机制之外。
在富士康,工会组织很难代表工人发声,不能真正保障工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工人又难以形成自己的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工人孤立的个体在强势的管理层面前只能处于弱势。
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
新入职的员工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
走进富士康园区,陌生人通常会变得手足无措。龙华厂区3平方公里的园区没有一个平面示意图。园区被划为10个区域,每个区域用英文字母如“A区”“B区”来命名。每幢大楼(包括办公场所与生产场所)都以诸如“G5”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抽象符号来表示。员工通常只清楚自己工作及住宿的区域,对于其他部门的工作、住宿区域并不了解。
富士康各公司也多是以英语缩写字母来命名的。据了解,目前富士康约有10多个事业群(事业群是富士康自己创设的概念,每个事业群是不同的法人,近似于通常所说的“子公司”),其中9个事业群的名字是英文缩写命名,如PCEBG、CMMSG、CCPBG、CNSBG、IDPBG、SHZBG、WLBG、NWIWG、TMSBG等。而每个事业群下面还细分为多个部门,部门也是用英文缩写字母来命名。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两年、现已离职的员工,仅能对自己所在的事业群及部门的名称作出准确解释,而无法“翻译”其他事业群及部门的含义。在他看来,富士康之所以用艰涩难懂、令外人费解的英文缩写来命名各个部门,一方面是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使外界的人及其潜在的竞争对手难以迅速打探到各事业群及其部门的含义及所负责的领域,“相当于提高了保密的门槛。”
“保密”是一把随时悬在基层员工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员工入职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遇到有人泄密薪资的,则要“主动检举并积极配合调查”。稍有违反,则被认为“泄露公司机密”而除名。
每位员工必须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要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譬如,在厂区、宿舍内不能随意收发电子邮件;若要收发,需逐级申报至最高层,经批准后,才可开通权限,而每日收发的邮件数量也会有严格的限制。此外,员工不能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否则会受到处分。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候也可能为保密所利用。富士康内许多普工的宿舍里,同住在一起的舍友,彼此连姓名也叫不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员工们解释,虽同住一个宿舍,但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事业群,彼此的生活没有交集。而且,这里的流动性很大,有的人走了,空出的床铺会被另一个“新来的”所占据。
生活在抽象符号宿舍与厂房的富士康员工们,上班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下班面对的是熟悉的陌生人。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弱化工人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在生产车间安排还是宿舍分配上,富士康都采取了一种随机分配的方式,从而弱化了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与此同时,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性组织——工会,其角色也被大大弱化。在富士康,工会并不能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资方与劳方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方式是“员工关爱中心”——一个电话热线而已。这导致了单个的工人与强势的资方形成了极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工人无法就工资、工时、劳动过程等切身利益问题与资方进行谈判、协商。而富士康采取层层压力型管理方式,各层之间缺乏民主沟通,导致工人缺乏对工厂管理的参与,工人的诉求很难被采纳。在富士康的劳动体制中,工人既是最主要的利润创造者,又是最无力和无声的原子化个体。
工人无法顺利辞职:特别复杂的离职手续
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单调枯燥、管理风格粗暴等原因,富士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工人选择离开,然而辞职出厂同样是一个阻碍重重的过程。
在富士康,工人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首先要获得线长同意,拿到离职单,然后需要线长、副组长、组长、主管、课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签名同意;然后需要拿着离职单,在同宿舍工人的证明下,在宿舍管理处办理迁出宿舍证明和行李放行单,上交工衣、工卡;最后在人事科解除劳动合同,接受保安的检查。在离职单没有被批准之前,必须正常工作;如果辞工期间不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工资不予结清。在整个复杂的程序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工人就不能顺利辞职。
在龙华富士康工业园,工人辞职需要15名管理者签字同意,“我们都不知道该去找谁去×××,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能按厂里规定的辞职程序走。”此外,生产线上每月都有一定的“辞职指标”,规定该月该线允许工人辞职的名额。一名昆山富士康的工人说:“我们那里每个月允许1个人辞职,现在辞职的已经排到了10月份。”如果辞职工人的人数超过了限额,线长就会阻止工人辞职,故意给工人的辞职制造障碍。
一名富士康工人描述了自己的辞职经历:“我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但是线长说不给跑单(签离职单),说自己厉害自己去跑去,我就去找了组长,但是组长让去找副组长和线长,就这么来回踢皮球。我一气之下就直接拿给了课长,让课长在上面签字,但是课长说先放在那里,等到时候通知我,我问过多长时间,课长说到时候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过多久。”等我们调查结束时,这名工人仍然还在申请辞职。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大量的工人很难顺利走完富士康的辞职程序,不是因为辞职程序过于繁琐和漫长,就是因为在辞职过程中遭遇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只能选择自动离职。然而富士康通常每月12-15号才会发放上月工资,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就不能得到半个多月的工资。对于富士康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利润。每年仅凭这一项,富士康就能无偿占有了上万名工人的劳动。
工人只能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者:在利润分配与消费体系之外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都在创造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却被排斥在利润分配环节之外——无论他们的生产率有多高,他们的工资都只会维持在低水平,不能分享企业利润。与西方社会的福特制不同,工人的消费被严格限制。富士康工人被设定为产品的生产者,而不是产品的消费者——工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都买不起一部iPhone。工人的工资只够维持个人在城市中的生存,而无力负担起家庭生活。从表面上看,富士康为工人提供了免费宿舍,但是其实质在于降低用工成本,便于生产管理,尽可能榨取工人的劳动价值。
总之,调研组认为富士康的劳动体制是一套复杂的工厂管理制度,包括了对工人工作、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对工人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弱化工人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原子化的个体等。整套管理制度达到了财富创造的最大化,但却是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其本质是对工人的严重异化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