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 12 月 1 日，在父亲李秉哲逝世两周后，李健熙接任三星董事长。而今，三星盈利为 1987 年的 39 倍。历时 25 年，从一家韩国企业成长为一个国际性大公司。
The Verge 撰文《King of Samsung: a chairman’s reign of cunning and corruption（三星的国王：一个主席的狡猾和腐败的统治）》，指出尽管李健熙对公司做出一定改革，促进公司发展，但并未改变三星本身财阀制度，而这导致三星在产品创新上难以突破，也使得公司腐败丑闻不断，却同时狡猾地逃过法律惩罚。
李健熙上任时，三星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国内市场根基牢固。要寻求国际发展，李健熙第一步是改变三星的 logo，使它从汉语字义的“三颗星星”转为现在蓝底的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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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制造工业巨头非日本莫属。然而李健熙发现日本企业开始涉足电子科技行业，这为韩国公司在原有领域中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和改良的时间。
如何平衡原有儒家文化和日本影响，以及西方新模式，李健熙进行一系列调整。他逐步建立绩效评估标准，同时又保留资历提拔制度。1993 年，李健熙第一次告诉员工：“改变一切，除了老婆和孩子。”言行一致，他开始改良三星中阻碍发展的韩国文化，比如引进大批外国员工，而本土员工被派往海外，拓展视野。90 年代的三星看起来具有日本公司风格，更有着日本式的成功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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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财阀制度的弊端显露出来。
财阀内部通常交叉持股严重，财务不透明，而其经常通过政治献金、参选等方式维护与政府的关系，以求获得更多特权。
1997 年，记者爆出三星贿赂韩国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李健熙被判处缓刑两年。2010 年三星前首席法律顾问金勇哲出书，揭露李健熙本人的贪污行径：通过三星子公司贪污约 100 亿美元，毁灭证据，贿赂政府官员，确保权力顺利过渡给儿子。2008 年由于被起诉并发现挪用公款和逃税，李健熙辞职，尽管惩罚应为监禁 7 年并罚款 3.5 亿美元，李健熙仍通过贿赂，仅获刑 3 年，罚款 1 亿美元。
外部斗争下是财阀内部争斗。李健熙的儿子李在镕目前已是三星的总裁兼 COO，然而李健熙的哥哥和姐姐则质疑其所继承遗产。而年轻的李在镕又如何能顺利掌权，不受李健熙的影响呢？
在继承制度的隐患背后，财阀的重点在于其社会延伸性。这已不单单是三星的财阀，而是整个社会的财阀。韩国人一生不可避免的三样东西：死亡、税收、三星。这绝不仅仅讲的是三星的产品，而是三星的文化，以及其成功所带来的民族象征。
金勇哲的书出版后，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并非质疑、谴责三星，而是反过来认为金勇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甚至连媒体都不愿意进行报道。三星在韩国已不止是单纯的企业，由于其成功和宣传，它已然成为国家文化的标杆。可以说，质疑三星，就像质疑民众自己。
政府正是其背后的推动力，只是在推动之后，政府发现进行控制已不可能，从而不得不进行妥协。利益也是政府考量的因素，三星为韩国贡献了 20% 的 GDP。此时，政府也与整个企业的财阀制度产生交集。
1938 年三星以货运生意生意起家，在日本占领和朝鲜战争中保留下来，在 60 年代踏足电子产业前，三星已是韩国成功的企业。而这得益于李承晚独裁政府的辅助。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希望韩国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与朝鲜和日本竞争，因而选择了一些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三星与前任政府的关系被原谅，再次得到政府扶持。
2008 年李健熙因罪辞职后，李明博给予其个人赦免，以确保李健熙能继续留在国际奥组委，随后他带领韩国获得 2018 年冬奥会的主办权。罪行再次被忽略，李健熙安然回到主席的位子上。
在三星发展中，李健熙的改革是肯定的，公司一站到世界舞台，其发展就绝不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府所能决定的，管理层的决策才是关键。财阀制度除了本身企业内部管理的缺陷，对于社会价值观也有着冲击。我认为，正是政府的参与使它扩大化，最终渗透到民众的集体意识中。
当人生病时，体内的免疫细胞会与病毒进行斗争，因而人会出现呕吐等病症，感到难受。如果人说算了，呕吐太难受，不如不斗争了，就让病毒呆着吧。免疫力的主动放弃跟免疫力的被动丧失结果是一样的，尽管后者通常由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学名为 AIDS。对于三星企业内部，财阀制度就是病毒，而对于整个韩国社会，面对三星的罪，反抗，还是妥协，则是同一问题的另一范畴。
如果三星自己不动手，那么主动权就落到社会手中，特别是政府。在即将到来的韩国总统选举中，计算机病毒专家安哲秀呼声很高，而他曾多次呼吁韩国社会进行深刻变革，曾抗议大财阀对中小企业的不公平交易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公正，并主张进行财阀改革。
如何防范制度内部缺陷所带来社会危害，这绝不只是三星问题、韩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