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座叫作“分化”的冰山，正在加速浮出水面
我们正走在历史洪流的拐点上。
2020年6月上旬，我从北京出发，开始一场长达两个月的“中国之旅”：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长沙，还有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长串小城。
从城中村到摩天大厦，从食肆酒坊到学院机构，从寺庙到夜店，从阿里到腾讯，从工厂蓝领、外卖小哥、美容师，到潮汕客家的民间融资大佬、大小老板、IT新贵、新老银行家，以及形形色色的体制内精英。
一路走来，基本将中国的多种有生力量都感受了一遍：民营经济、创新经济、国有大金融资本、科技巨头、房地产、制造业、实体经济，等等。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某天上午我在东莞跟工人聊天。当时疫情还未完全开工，有的工人说钱不够花，也有的说够，但是要拼命加班、节省一点，一天伙食控制在20、30块，一个月支出控制在1000块左右，就能把钱存下来。
结束上午的调研，我心里很沉重。下午，我们去深圳见了一个潮汕老板，在深圳福田、南山拥有着一栋一栋的楼，120多亿的楼拿下来都不在话下。
聊到民间借贷问题时，我问“你们都怎么借贷，一般拿什么抵押？”他说，潮汕人之间刷个脸就行了，几千万要啥抵押啊。
我记得当时从又豪气又土气的楼里出来时，阳光照在身上，整个人有种被撕裂的感觉：
有些人为了一个月5000块钱要拼尽全力，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花掉5000万也不过就是一种消费而已。
一个词浮现在我心头，一座叫作“分化”的冰山正在被托出水面。近100年来，“上升”和“下沉”分流的速度和力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晕眩过。
不难发现，这些年，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在快速上升。2020年，只是这个转变被显性化的拐点而已。
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从增长到分配的话语转变。以美国为例，在我印象中，美国中产阶层家庭就像《成长的烦恼》里演的那样，大房子、大别墅，家家都有车，特幸福、特有钱。
195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苏联访问期间碰到赫鲁晓夫，跟他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他列举了美国中产所享受的一系列好处：
3/4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尼克松骄傲地说，“美国才最接近无阶级社会，是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典范”。
但到了1978-2019年的40多年间，情况变了，叫“消失的中间层”，美国富人的财富不断在膨胀，顶部1%富豪的财富占比从21%上升到37%，前10%富人的财富占比从63%上升到71%。
2017年底，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测算发现，1973年之后，美国工人阶层的收入几乎停滞不动。剔除掉通胀，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40多年来一共才增长了10%。
中下阶层的财富一直在缩水，收入在后50%-90%的这部分人的财富占比，从3%一直下行到0附近。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财富版图就是“底层沉没，中层消失，上层微涨，顶层膨胀”的局面。包括巴菲特、扎克伯格等在内的前1%美国富豪，是这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中的最大赢家，律师、医生等前10%的精英层也颇为受益，其余90%的美国人并没有能从“金融梦”和“科技梦”中获益太多。
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美国工厂》，正是这个消失的工薪时代的挽歌：
玻璃检查员肖尼站在镜头前，衣着朴素，脸上带着点认命的麻木，“我在通用公司的时薪是29美元，还有其他零碎收入。在福耀，我是12.84美元”。
肖尼以前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工人，突如其来的失业使她原本宽裕的家庭陷入漩涡。虽然福耀给她重新带来了工作，但是离她过去的中产生活水平依然相去甚远。
片中，肖尼的孩子想买双运动鞋，换作以前肖尼想都不会想就会买给她，而现在，想想明天的柴米油盐，必须一块钱掰成两半花，肖尼有点犹豫。
纪录片的结尾是这样一个镜头，休息间隙，肖尼熟稔地点上烟，深吸一口，烟雾背后的她的脸毫无欢颜。
站在历史潮水的一侧，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镀金时代”，空气中充满了增长和财富的荷尔蒙。
但站在另一侧，其实还有一个沉默的、锈蚀的群体——只能在资产泡沫中作壁上观的普通家庭，在技术进步中被迭代、被下沉的普通劳动力，他们成了镀金时代的“青铜黑铁”。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02 不平等，是宿命还是诅咒？
道理并不复杂。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能够发现人类历史的经济主题从来只有两个，一个是增长，还有一个是分配。
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大议题会有不同的权重而已：
普遍高增长时期，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上，主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快地烤出蛋糕；但当增长机会少了，大家的注意力一定更倾向于“公平”，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合理地分配现有的蛋糕。
但是，就像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一书中写到的，人类增长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增长和分化就像“人”字的一撇一捺，快速的增长总是伴随着剧烈的分化。
越增长，越分化，这向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规律。因为在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占据优势的人，掌握着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往往就会获得更多的增长果实。
一般来说，从古至今，只有大规模战争、社会变革、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这4种方式，暂时对抗或者短期逆转了不平等。这之后，人类重新进入一个财富相对平等的阶段，接着再往前发展、循环。
然而，到了1945年以后，这样的历史进程有点被打破了，上述的几种方式要么没有出现，要么收效甚微。
上世纪40年代后，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了60年代则是日本的黄金发展年代，70、80年代是东南亚，90年代是“金砖四国”，而2000年以后则是中国。
过去的75年，人类进入史上最快的增长阶段，与此同时，积累的存量财富也没有被“消灭”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硅谷和华尔街就成了两座牢不可破的大山。
可以说，增长的果实确实是极大的，但基本上都倾向了所谓的精英阶层。
更关键的是，在这轮经济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推动引擎：
信用货币和金融深化。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进入信用货币时代。
在过往的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数量受限于储藏量和开采冶炼技术，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对平缓；但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人类货币创造的能力一下子摆脱了“具体物品”的限制，只要有“信心”，货币发行数量可以“上不封顶”。
而且就在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以来，全球利率一直处在下行通道中，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15%一路下降到如今的1%左右。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等几次大波动后，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都开启放水降息的模式，利率下行的速度更快了，比如在疫情短短几个月间，美联储放水量就高达3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2.3倍。
经济下滑了怎么办？放水，降低利率；股市崩盘了怎么办？放水，降低利率；次贷危机怎么办？放水，降低利率；疫情爆发了怎么办？放水，降低利率。
有人开玩笑说，外星人入侵地球了怎么办？还是放水，降低利率。
而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本质上对富人更有利，越低利率就越有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人。
因为普遍的利率下行，就意味着资产价格中枢的整体上升，这会让拥有存量资产人群的财富保值、增值。也让这些有“信用”的人群更容易通过信用扩张，完成“钱生钱”的过程。相反，那些没有存量资产，缺乏信贷能力的人群则会被甩下列车。
比如一个年入1000万的企业高管和一个年入6万的中产，两者相差100多倍。如果考虑投资收益率，这个差距就会更为显著，假定企业高管的储蓄率是90%，中产的储蓄率为20%，投资回报率同样是5%，10年之后，企业高管的财富可以积累到7100万，而中产的财富只积累到13万，他们的财富差距拉大到540多倍。
从100多倍到500多倍的差距，这是令人绝望的鸿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利率下行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发酵剂。每次危机后的刺激政策，都是一场资产的盛宴。“资产”就像一湾海峡，每次潮来潮去，水域两侧终是渐行渐远。
对于我们而言，在这样一个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代，它并不意味着再没有增长的机会了，只是说分配方式要发生变化。
03 那些被数字化“阴影”笼罩的人
造成“分化”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数字化。
从亚当·斯密时期开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能带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技术进步的“阳光”并不会普照大地，总是偏爱某一类人群，冷落另一类劳动者——这叫作“技术进步的偏向性”。
每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背后都有“失败者”。
把时间往前拨，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由于纺纱机的技术进步，一名工人将1磅棉花纺成纱线所需的时间，从500小时缩减到3小时。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动，大批手工业者破产。
1779年，一名叫卢德的英国织布工怒砸两台织布机，获得大量工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消灭机器就可以把原来属于自己的工作拿回来。1811-1813年间，工人们发起声势浩大的“卢德运动”，他们冲进纺织厂，捣毁机器设备。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卢德运动没能阻止机器代替人力，生产流水线也成了工业社会的标配。
所以尽管技术进步最终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将人类社会的增长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很多来不及做准备的普通劳动者就被遗弃在了旧时代的阴影中。
现在，技术进步换成了“数字化”的这次变革，会有不同吗？
答案有点扎心。跟之前的技术进步一样，数字化本质上仍然是胜利者的狂欢，而且它还是更加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高技能、高创意、高收入的群体被赋能。
这会导致两个差异：第一，被冲击的人群覆盖面更广；第二，“赢家通吃”的趋势会加大。
数字时代的“分化”开始趋向“极化”，绝大部分增长越来越集中在数字科技头部企业中：
传统企业沃尔玛做到千亿规模花了35年，而亚马逊只花了18年。
迪士尼营收突破200亿美元花了74年，而Netflix只用了22年。
像微信、脸书这种“数字社区”更是呈现出“病毒式”扩张，微信用6年覆盖9亿人口，脸书成立13年就吸引了20亿用户。
2006年，彭博公司发布的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在通信、能源、金融领域有着悠久历史的公司，只有微软作为“数字化企业”鹤立鸡群；14年后，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9家是数字科技公司。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普通个体都是时代的“价格承受者”。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估计，到2025年，自动化和人类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8500万个工作岗位。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极化”现象，即“纺锥型”的劳动力市场被“杠铃型”的劳动力市场取代。
因为数字化的本质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最核心的就是之前所谓的中等技能岗位会被替代掉，比如质检员、工厂里的小班组、会计、打字员，等等。
一个“K型”结构开始浮现：劳动者要么艰难地挤到上坡路，比如成为律师、医生，但最终成功者寥寥，因为迁徙成本太高了；要么就是滑入下行通道，在劳动上失去议价权。再没有中间路径。原本最坚实的“中间层”开始被分化掉，两极之间渐行渐远。
像这次的2020年是劳动力市场的“天灾之年”：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减少的工作时间相当于3亿全职工作岗位的流失，整体收入降幅超过10%。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达到1929年以来的峰值，美国的失业率更是触及二战后的最高点。
而在另一边则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研究了主要招聘网站的数据，发现2020年前8个月，网络主播、数据分析处理工程师招聘人数同比上涨50%左右，程序员招聘人数同比上涨22%，招聘薪资也上升了10%左右。
在线教育行业高薪抢人的新闻也频上头条：8月，根据有道精品课发布的招聘信息，K12小初学段主讲老师的年薪在40-100万之间；猿辅导在线教育给2021届毕业生开出了25-50万元不等的年薪，等等。
可以说，在数字化加速的时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所以一个有点残酷但几乎不可逆的结论是，数字化已经，正在，还将继续加速人类社会的“分化”。
在这个“光明的未来”背后，有着越来越大的巨头阴影。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在2020年开始了平台反垄断，正是因为平台天然就具有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特质，导致初次分配一定会向平台倾斜，头部效应越来越强，大者恒大、强者恒强。
但平台监管的本质不是为了干倒平台，只是要把分配的机制稍稍矫正一点；不是为了屠龙，只是想让那些屠龙的少年不要变成恶龙。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10年、20年里，学界、法律界、监管界和业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现在有讨论说比如采取数字分红、或者征收数字税的方式。
但没有人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就说得到了最终结论，这肯定是胡说，说白了还是得让市场在演进的过程中去逐步解决。
04 我有4点建议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命运，当然是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有时，选择远远大于努力。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洪流中，国家、企业、个人又该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呢？我有几点想法：
1.做大“新中产”
在2020年10月五中全会的公报中，有一句话叫“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整个公报中非常亮眼的一句话，也是首次提出的一句话。
所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约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现在刚到1万，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要翻番，也就是每年要保证4%-5%的经济增速。
这代表着“增长”还是未来15年的主旋律，还有许多“增量”机会——
要知道，中国居民只有不到4亿人坐过飞机，1.5亿人有护照，可能出过国，不到1亿人喝过星巴克，不到4亿人有驾照；此外，还有5亿人没用过互联网，至少5亿人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
所以下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翻番，还需要让增长果实向中下层倾斜，尤其是上一波增长分配中被落下的人群，让另外1亿、2亿，甚至更多人成为“新中产”，让中间层收入提高，财富上涨，让下面的人有上升机会，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
但问题就来了，怎么让这些人成为“新中产”呢？
太阳底下并没有那么多新鲜事。20世纪中期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21世纪初的中国经验都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更多人拥有资产——大城市房产是其中首选。
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是“在核心城市大规模建造安居房，帮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以较低价格在城市安家置业，创造新一代中产”。
按照北大国发院徐远教授的估算，假如针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面积50平方米，套均投资100万，每年直接投资10万亿，可以保证10-15年每年5%+的高速增长，这会让未来10年中国得以继续处在“增量经济”的通道上。
更重要的是，这个“二次房改”如果能够完成，中国的城市化才真正走上正轨——将城市权利赋予替城市承担义务的人，将工棚城市化转化成市民城市化，让城市的创造者、建设者享受到城市增长的果实，也分享到中国巨大公共财富的红利。
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均GDP刚过万元美金，仍有10亿多“不富裕人口”的大经济体来说，只有增长是真正的解药。套用一句著名的论断，“让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增量会部分地暂时淡化分配问题。只是，这个增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矫正，让增长果实能被更多人分享到。
2.“搞平台薅羊毛”的时代，过去了
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演化”出来的。同样地，企业也是如此，一开始就路径清晰的企业并不多。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演化而来的，像快手的宿华当时肯定没想到能做成一家千亿企业，马云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创业者都梦想着成为马云、马化腾、张一鸣，因为“眼馋”这些平台涨得太快了。
这个想法现在基本可以放弃了，未来这种机会会很少。
因为我们今年在研究平台的过程中意识到，数字平台就像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无论是腾讯、阿里、美团等平台型企业其实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搞线上基础设施。
经过10来年的“大吞小”洗牌后，可以说现在线上基础设施建得差不多了。一个新的“大平台”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这点对大家很重要。整个商业模式要转向了，过去那种“商业模式为王”，讲故事的年代基本结束了。从基本需求出发做好产品的时代来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小而美”的阶段，商业逻辑回到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上：是否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作为一个长沙人，我早听闻“茶颜悦色”是长沙名片，200多家门店，每家的标配都是“贪吃蛇”长龙队形，有人甚至会为了喝杯茶颜悦色，大老远打飞的、坐高铁从广州跑到长沙。
有一次在饭桌上聊到茶颜悦色，一个50岁的大哥和他22岁的闺女同时喜笑颜开，表示“好喝呀”。所以其实茶颜悦色活下来并高速扩张的道理还是：茶是否好喝？是否健康？用户体验是否够好？
所以大家未来不要总想着搞平台薅羊毛，不如踏踏实实开个店，做好一个“拳头产品”，就像有2块钱的红薯、也有15块的红薯，我之前在灵隐寺就吃过一个15块的，用三角形的袋子装着，插一个勺子，手都没弄脏，口红也没沾到。大家想这个利润多高啊。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底气特高，说白了就是“眼高手低”。我觉得，如果说在泡沫年代仰望星空可能更重要的话，现在脚踏实地才是正道。
3.位置决定命运：抱紧核心城市的核心房产
回看过去30年，中国家庭财富版图可以浓缩成一个词“城市”。
30年前从同样的起点出发，到了2019年，北京人的年收入是广西南宁人的两倍，资产价值是其6倍。
可以说城市是决定成长的核心因素。一个人所站的位置、所在的城市，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翻译成有行动指南意义的大白话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财富方程式是——所在城市越大越好，买房越早越好，学历越高越好，如果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那就得打个折扣了。
很多人纠结职业的选择，困惑资产的选择，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对城市的选择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财富。
一个普通程序员在深圳锤炼10年和在小城市消磨10年，获得的技能和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艺术家会扎堆在纽约、伦敦？为什么那么多怀揣梦想的人背井离乡，在天通苑“北漂”，在漕河泾“沪漂”，在远方蜗居煎熬？
因为站在对的城市的肩膀上，我们会被赋予更强的财富创造能力。一个三线及以下城市户口的人，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定居，那么平均财富水平为378万元，如果他到四线及以下城市定居，财富水平会降至236万元。
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就是这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股票”。根据央行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90%以上，房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以上。
换言之，房产价值差异是中国居民财富差异的最大来源。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线城市户口，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购买一线城市的房产，平均而言，他的家庭财富会下降557万。反之，一个农村户口的人如果购买了二线核心以上城市的房产，他的家庭财富则迅速上升到441万。
现在流传着很多段子，说“美国年轻人朝气蓬勃，天天追求诗和远方，而我们中国人则天天操心着买房”。
但事实却是美国中产的财富牢牢地附着在房地产上，从数据上看，下层人群的房产在财富中占比80%以上，中间层60%以上，而对于top10%的富人，房产占2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人口往大城市集聚是全球几百年来的发展趋势。未来，“进城”依然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大城市的胜利”是一个必然，典型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越来越少的、最有价值的土地上。
因此，房价的分化程度也会不断加剧。我们即将告别那个“闭眼买房，躺着赚钱”的年代，只有有增长潜力的地方的房产才有长期价值。什么地方才叫有“增长潜力”？大城市、大都市圈。
4.对抗分化，你该掌握的3种思维方式
未来10年，是一个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代，分化是大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每次选择都将左右自己的命运轨迹。面向未来，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自己不被数字化淘汰的核心能力？这3种思维很关键：
1）增长思维
- 所谓增长思维，就是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领域，踏上一个高速增长领域的扶梯、电梯，甚至火箭。
- 而什么叫增长率？以挣钱为例，你今天挣100块，明天还挣100块，后天接着挣100块，这时你的增长率就是0；如果今天挣100块，明天挣120块，后天挣144块，这时你的增长率就是20%。
- 所以，怎样提高你未来的收益？你至少要想办法找到那个手扶梯，甚至是电梯，这肯定比你爬楼梯快多了。
2）杠杆思维
- 什么叫杠杆思维？就像阿基米德的那句话：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杆和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所以，杠杆思维其实包含两样东西：支点足够坚实，杆足够长。
- 比如当你用5成首付（50万）购买了一套100万的房子。过了一年，假设房子涨到120万。从财富增值的角度来说，你就是用了2倍的杠杆，1年时间用50万赚了20万，40%的收益。
- 如果你用了3成首付（30万）呢？那你就相当于用了3.3倍的杠杆，1年时间用30万赚了20万，获得了66.7%的收益。
-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房价大概率是在上涨这个支点上。这就是杠杆思维。又比如我作为一个北大的教师，我为什么要去做线上课程呢？这就是在用数字化的工具，给自己加了一个杠杆。
3）对冲思维
- 对冲在金融世界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一种通过反向操作，追求确定、脱离侥幸的操作。
- 比如一个家庭里，如果夫妻俩都跑到市场上去赚大钱，他们就可能会面临一种波动很大的人生，要么大富大贵，要么一贫如洗。但如果其中一人做比较安稳的工作，另一个再去追求激进。这样这个家庭就有足够的上升空间，同时也能保住底。
- 这就是对冲思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安全边际。现在很多年轻人老说，我就是要高消费，一个月1万块的工资要拿3000块买盲盒，竟然还有人告诉我这叫Fashion。我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这叫幼稚、冲动、可爱，到了30岁还这么干就是愚蠢。
- 等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时，你就知道储蓄才是你最好的朋友，才是最大的风险对冲。要是实在不想存钱，那肯定是买金融资产，要是觉得个股很难挑，那就买基金；要是碰到市场波动怎么搞，做定投啊。要是都讲到这份上还不听，那就谁都没有办法了。
有时候想想，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就像金融资产，一部分收益来自国家和历史的系统性风险，另一部分收益一定来自个人选择的个体性风险。
但不管怎样，归根结底，个人选择始终才是我们自己命运的钥匙。
也是代际跃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