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6亿农村人口,包括其中的7000万贫困人口和6100万留守儿童,而我们在郝堂、蒲城以及走马村所看到的也不是“贫困”问题的全部,但是在三个案例中,让我产生了三点特别深切的感受:
第一,扶贫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力量。早在联合国提出将减少贫困作为千年目标以及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改革失灵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NGO)从事扶贫,长期驻扎并活跃在一线贫困农村,不但地域上覆盖了很多难以到达的区域,而且从影响力看来,更加得到了贫困村民的高度认可。民间组织显然成为权利和资本拥有者的政府部门的补充剂,但其角色更像是发起者、协调者和激励者。例如,小母牛在巴中花溪乡走马村的十年陪伴式发展,除了带着强烈的自身使命和价值观深入农村,更是将农民作为主体实现自治。小母牛在激活外部资源时,更是以赋权的方式保证了乡村的活力——集体修山路、改造凉亭和组织妇女表演队等等。
第二,建筑师和学者等专业人士的长期投入。郝堂村的土屋设计使我看到了那些拥有乡土情怀的建筑设计师们对中国乡土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自然和乡村文化的尊重。有别于斥巨资设计的“密云古北水镇”式的供城市精英专门消费的“乡村”不同,更加有异于那些带着工业革命成果的“专业”城市设计思维的建筑师所打造的城镇, 郝堂村的改建则依然以农民为主体,使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成为最美乡村。这个例子也更加说明了,当我们在行动前应该直面真实、倾听乡村的历史和人文、倾听村民的想法并共同发现创造的空间,将我们的解决方案融入自然和本土文化,而不是站在专业制高点俯视农村建设。
第三,农村也是我们大可作为的土壤。如今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网络,而在村庄的探访也令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网络“难民”和数字鸿沟带来的发展不平等——走马村柏林湾和蒲城村民或是因为文化程度低而无法享受网络资源带来的社会红利,又或是由于经济贫困而不能承担昂贵的信息化设备和服务,这些都是横亘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屏障。如果我们能为他们设计一款有用的非IT类产品或者工具,或是用我们的声音呼吁公众的关注,甚至最终影响决策者们增加贫困人群的“信息化”补贴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
最后,大家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到底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在哪些农村?到底哪些贫困人群是我们真正要帮助的?思考这两个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无法忽视那些发展道路上受限的空心村事实的时候,一时间我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说我们为郝堂村做点什么是锦上添花,那么更加专注蒲城、走马村甚至大凉山这些具有典型当代农村的贫穷、脏乱差和基础设施缺失的地区,则是济困解危、救人于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