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施拉德：“黑色电影的年代可以定义为从马耳他之鹰（1941）到历劫佳人的（1958年），从1941年至1958年的大多数引人注目的好莱坞电影或多或少的包含了一些黑色的元素。”
帕姆·库克：“主要的黑色电影基本都产自于1941年的马耳他之鹰到1958年的历劫佳人。”
西尔维亚·哈维：“黑色电影的时期大约和1941年的马耳他之鹰与1958年的历劫佳人相重合。”
马耳他之鹰和历劫佳人更准确地描述了好莱坞正统黑色电影与很少或根本没有的黑色元素的电影之间的过渡与边界。马耳他之鹰介绍引入的一些元素后来成为黑色电影的标志 - 特别是异化和非道德英雄、蛇蝎美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黑暗与不安的城市环境。历劫佳人夸大叙事和视觉风格等元素。这两部影片反作用于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当代好莱坞电影的惯例。
马耳他之鹰
亨弗莱·鲍嘉树立了典型的黑色电影的侦探英雄。马耳他之鹰将传统的好莱坞侦探片信号转移到黑色电影，而历劫佳人则故意超越了黑色电影 - 它通过使用新的技术及约定一些极端的方式来主宰好莱坞电影。
在马耳他之鹰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好莱坞对侦探的定义就是福尔摩斯、菲洛·万斯和尼克·查尔斯诸如此类。萨姆·斯佩德介绍引入了这些彬彬有礼的业余侦探应有影像 - 将揭开谜底作为一种职业并且有点声名狼藉的私家侦探 - 而非一个爱好 - 穿越黑暗、大雨倾盆街道的美国城市追逐歹徒。根据他对侦探片这一新的设想，马耳他之鹰所建立的影像，印证了这将是一部至关重要的黑色电影。
黑色电影的典型英雄与传统的好莱坞英雄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 他是对传统社会的疏离，作品在总是在反对或背向警察或者甚至被警察追赶，他往往是心理上的伤员和道德上的模棱两可。杰里米·巴特勒认为，黑色电影中英雄应该是他个人素质、不平衡和危险的世界、与无可避免的特定命运共同定义的。
男人是大多数黑色电影表面上的英雄。他们是传统的主角，但是里面很少会显式地提到什么“英雄”。主角是易怒的、充满敌意的世界疏离，是由强迫观念超越道德和因果关系驱动的。迷恋黑色的主角被卷入命运，他无法逃脱，他力所不及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早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并渐渐推动他的命运发展。
萨姆·斯佩德适合黑色主角，他是一个失去光泽的英雄，而非道德传统规则约束的范围内的形象，有着对世界的不妥协和宿命论的观点。他是无耻贪婪的，因为我们通过影片看到当他的客户，Wonderly小姐打开她的钱包露出的一叠百元大钞时他脸上的表情。他也有不光彩的声誉，他与他的合伙人的妻子有染。当他得知他的搭档阿切尔被谋杀是，他也并未展示出任何震惊或悲伤的迹象 - 他最初的反应是将阿切尔的名字从办公室门窗上清除，并将他的办公桌带走。
斯佩德在接下来的两个场景中进一步揭示了他的缺乏同情心。当阿切尔的遗孀来见他，斯佩德似乎安慰她，但是当相机移向他的脸的时候，他脸上的伪善是清楚无误的。在另一个场景中，斯佩德拿着一把枪对着cairo，正当斯佩德准备扣动扳机时，他停了下来，低头看了一下cairo的脸，咧嘴一笑。他显然很享受，因为他要施以暴力。
然而，对于所有他的韧性和道德，萨姆·斯佩德是不是真正的黑色电影的英雄，因为他能控制他自己、他的命运以及他的执着。斯佩德通过这部电影首次证实他的自我控制，当他假装在卡斯帕·古特曼的面前发脾气的时候，他只是只走出了房间，脸上露出了一个调皮的笑容。他不是像沃尔特·内夫和杰夫·马克姆那样允许自己被蛇蝎美人的执着被摧毁 - 几乎每部黑色电影中蛇蝎女人使用她的性权力操纵，并最终摧毁男主人公。虽然斯佩德爱上蛇蝎美人布里吉德，但他最终不受她的摆布。当他发现布里吉德谋杀阿切尔时，他拒绝保护她，而是把她交给警察。
同时，布里吉德提供了一个模型，黑色电影的蛇蝎美人，但最终她无法控制萨姆·斯佩德和她失败的方式，使她从经典的“蜘蛛女”形象与黑色电影所区分。在漩涡之外和双重赔偿这样的电影中，蛇蝎美人使用她的性吸引力，争取独立，金钱和权力的控制，她们拒绝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并寻找婚外性满足。布里吉德尝试利用萨姆·斯佩德来对抗古特曼和cairo，当她的目的已达到时，她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他们。性是她唯一的武器，而且往往非常有效。
像后来的黑色电影，布里吉德这种蛇蝎女最终以被击败结束， - 这是对黑色电影明显背离 - 她以这样的方式被击败，她的权力被中和、秩序被恢复。在黑色电影中，当剧情大致完结时，蛇蝎美人被杀害 - 她几乎从来没有被活捉。在双重赔偿、爱人谋杀、邮差总按两次铃、上海小姐、逃狱雪冤、血海仇、死吻和许多其他的黑色电影的结尾，蛇蝎美人往往最终死于暴力。
马耳他之鹰的蛇蝎美人展现了较少的暴力以及破坏性较小的命运。像早期的非黑色侦探片，马耳他之鹰给人的的感觉，比大多数的黑色电影的不明确感强得多。黑色电影女主角通常死在她的性破坏性的高度，从而使蛇蝎美人趋向于一个强大的、顽固不化的、难以驱散的形象 - 而非一个被击败的“俘虏”，这一点从布里吉德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可以看出。此外，在马耳他之鹰结束时，所有威胁秩序和文明的“坏人”都被抓获，主人公仍然保持着他的力量完好无损的活着。斯佩德赢得了战胜黑暗和异常的力量，往往颠覆了黑色电影的英雄，击败精神病杀手（wilmer）、一个同性恋（cairo）、以及 - 最可怕的是 - 一个独立的蛇蝎女人。
也许马耳他之鹰最不像黑色电影的元素在于它的视觉风格和叙事。Jeremy Butler, 引用Janey Place and L.S. Peterson提供了区分黑色电影与经典好莱坞电影视觉技术的清单：低调（高对比度）照明、不平衡照明、夜间场景、深焦点、广角焦距、不对称的场面调度、极端低和高角度的视角、前景障碍物等。马耳他之鹰更喜欢平衡，低对比度照明高对比度光照和黑色电影的深深的阴影。摄像头的角度往往是在视线水平，除了斯佩德被迷药用主观镜头。场面调度方面也很单一，场景只从几个公寓和写字楼中进行切换。这种特点并不在外在方面显著改变，服装和发型符合所描绘的历史时期，也并没有不协调的物体或技术打乱平衡。
影片的剪辑是无缝的，故事是在线性的时间上被推进，而不使用往往给人濒死感的闪回或画外音。影片以猎鹰原来是假的作为结尾，这无疑是一个自觉的讽刺 - 这提醒我们要专注于电影的本体以及结局 - 但观众并不意味着要不断地保持影迷经验。随着斯佩德在电影的最后一行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剧情进行转折，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甚至意外的自我模仿的例子 - 也许是因为黑色电影没有足够的优势来唤起这种类型的解说。
虽然马耳他之鹰完善了传统的视觉风格和经典的好莱坞电影“隐形导演”的效果，历劫佳人则是使用迷惑的视觉技术和场面调度的黑色电影，迫使观众意识到了相机从一帧转移到下一帧。历劫佳人也重新定义了侦探英雄和蛇蝎美人，黑色电影经过18年的发展，其结果是一个比马耳他之鹰更黑暗的世界观，发展成了结合黑色电影本身的自我意识的批判。
历劫佳人
历劫佳人使观众在甚至片头就已经开始滚动了解相机和导演。比如著名的片头 - 相机沿着车后面滑行，漫游招摇过市，并长长滑过建筑，未触及门顶 - 看到这些，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而是“他是怎样使用相机做到这样的呢？”对于习惯于由拼凑起来的几个镜头的组成场景的影迷来说，这种单一的、不间断的镜头尤其让人迷惑。
导演奥逊·威尔斯一贯擅长使用相机来操纵我们对人物和事件的解释，例如由威尔斯饰演的汉克昆兰的电影历劫佳人中使用极端高低角度的拍摄。昆兰是墨西哥-美国的边境小镇上的一个警长，他完美的破案纪录已经使他成为传奇人物。电影的前半部分主要引入昆兰警长的人物个性，主要使用低角度拍摄。由于低角度拍摄，使得他的巨大的身体占据了屏幕上，这样便强化了他的能力和信心，给观众树立了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后来，当他被抓住伪造证据进行犯罪的时候，拍摄昆兰的镜头几乎全部来自仰角，镜头周围往往伴随着形状奇特的大门缺口或如果骨骼般石油井架，其意图和效果是使昆兰看起来是很小的、孤立的、和被困的。
威尔斯还采用了黑色电影的照明技术和场景调度以构建自己的人物个性和一种不祥的环境。历劫佳人展示出偏爱黑暗、漆黑的深夜和高对比度的照明。在一些场景中，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单一的、无阴影的灯泡或闪烁的霓虹灯。其中有些经过精心编排的关键场景。当昆兰从塔纳的妓院出来，他在装着牛头的路灯下停留了一下，这是卡在充满刀光剑影下一个时刻。从一个极端低角度拍摄来看 -- 有角侦探已经被杀害了，并列的运动加剧了昆兰的危险意识，并且预示着他的未来。
历劫佳人在对于黑色电影视觉方面与马耳他之鹰开发的叙事元素形成两个极端的匹配。马耳他之鹰和后来的许多黑色电影中塑造的硬汉侦探形象重新出现在了历劫佳人中，但这时的英雄已经是截然不同的角色： 警察局长汉克昆兰和墨西哥政府的Mike Vargas。两人都与马耳他之鹰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与个性相背离。虽然两人似乎是一个“好”另一个“恶”，但两人都存在缺陷，而且尚不清楚谁才是主角。同时，传统黑色电影中独立危险而高不可攀的传统蛇蝎女人的形象也发生了逆转：昆兰寻求黑暗、神秘的老板娘的庇护，而Vargas的美丽的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是两人触发危险和焦虑的来源。
萨姆·斯佩德成为比其他人更好的玷污英雄原型，但昆兰（和Vargas，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入地参与了完全的罪恶感。保罗·施拉德对于死吻的评论可能更适合应用于历劫佳人：“私家侦探英雄，在最后的阶段受到降解。”世界的邪恶和罪恶传染了早先被毁的黑色电影英雄，现在已经内化昆兰。他无法逃脱它，因为邪恶和罪恶是他的一部分。很明显地，当昆兰向皮特保证说，他从来没有陷害人，至少不是任何无罪的人。我们第一次从Vargas的录音机里听到昆兰的声音，然而单词“guilty”宛转而消失，就像钢琴上一个挥之不去的音符。单词“guilty”名副其实呼应整个电影。
即使是表面上看似比较“英雄”角色的Vargas，，并不是完全“无辜的”。他坚持不懈地追着昆兰，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忽略了并且危害了自己的妻子。在一个充满敌人的小镇中，Vargas多次独自离开他的妻子，他不能确保她的安全，或试图联系她 - 直到几乎是为时已晚的时候。他追寻昆兰的过分热情也导致他最终背离了原则与道德，包括利用昆兰最好的朋友来威胁他。随着他要抓住昆兰的欲望增长到了痴迷甚至仇杀的地步，正义的Vargas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他毁掉昆兰，但他不明白昆兰堕落的悲剧，也并没有恢复小镇的秩序 - 他只留下了真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通过他与昆兰接触被感染与影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昆兰和Vargas追寻的嫌疑人为凶手提供了保护。所以，即使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其实也是有罪的。
虽然把黑色侦探英雄带入了“退化的最后阶段”，历劫佳人仍然提供了一个黑色电影惯例上的极端变化 - “好女孩”与蛇蝎美人对比，这些场景频频出现在黑色电影，甚至可以在马耳他之鹰中被定义，Brigid为蛇蝎美人而Effie Perine作为照顾斯佩德的好女孩。Jeremy Butler 引用了Janey Place 关于这些角色怎么在黑色电影中被运用的分析：
黑色电影的女人被Janey Place分为两类：“rejuvenating redeemer”与“deadly seductress”。“rejuvenating redeemer”的女人，依Janey Place来看，往往与强烈的道德观念和稳定的身份有关。她们往往喜欢给主角提供逃跑路线以及庇护，但英雄们很少能够融入进她们的安全世界。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反映黑暗现实中的理想愿望。相比之下，蛇蝎美人，根据Place，就像是舒适便宜的潜水，就像阴暗的门廊和神秘的设定。
在历劫佳人中，这些角色恰恰是相反的。Vargas的妻子苏茜，似乎是家庭女人的典范 - 她扮演着已婚女性的传统角色，忠于自己的丈夫。在各个方面，她是和“强烈的道德观念、稳定的身份有关。”不过，苏茜却成为Vargas和昆兰冲突和危险的中心。因为她的存在，使得Vargas变得脆弱，而当昆兰利用她对抗Vargas的时候，他也被毁灭。
而另一方面，经典的蛇蝎美人，在历劫佳人中变成了“rejuvenating redeemer”。当昆兰被Vargas追求的，他发现一个过去他经常去的妓院作为避难所。在那里，Marlene Dietrich的夫人代表了理想化的、高不可攀的过去，颠倒了由Place对“redemptive woman”的定义。她拥有所有的神秘蛇蝎女的表面特性，但她始终忠实于昆兰 - 电影暗示她爱他 - 她也是唯一一个为昆兰的死感到苦恼的人。
这种对经典蛇蝎美人形象的反转表明威尔斯改变了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黑色电影的惯例，1958年，由二战期间工作的妇女为代表的独立女性产生了“威胁”，但她也被一种同样“威胁”的形象代替，她们作为“淘金者”捕捉富有的丈夫或成为迫使她们的丈夫养家糊口的家庭主妇。在这种情况下，黑色电影里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 可疑的女人 - 被重新改造为男性阳刚气质的最新威胁。在历劫佳人中，男人和女人们的关系比以往的经典黑色电影要更加的疏远。这样传统的已婚妇女成为一个威胁，而一个妓女 - 一个从不索取男人承诺的未婚女人 - 被视为不构成威胁。
在最后的反转中，历劫佳人让蛇蝎美人用语言表达了可能的道德感。当她低头看着昆兰的尸体，Tanna说，“他是一个好人”。她拒绝讴歌昆兰，也许是因为她所说的别人并不能理解或因为一切都为时已晚。因此，历劫佳人结束时的封闭感很强 - 不是为了这个特殊的电影，而是为了黑色电影本身。历劫佳人 - 保罗·施拉德称之为“黑色电影的墓志铭”- 黑色电影说了不得不说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