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60万字的“史传”三部曲小说,终于在这个假期“落下了帷幕”,读完此书对作者岳南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为了完成这部巨著,尽可能完整真实的还原历史,他以“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的精神,跑遍了台湾各大学,查阅了台湾各大图书馆的资料,最终产生了这部皇皇巨著。作者感叹时代风云际会,感慨人生命途多变,于文字中寓褒贬、寄爱憎,他在《离别》封面内侧附的照片,抱一束鲜花,站在梅园,对大师的崇敬可见一斑。翻开这部巨著,历史的烟云再次飘过,大师的风度一一展现。 《南渡》篇硝烟已远去,唯有精神长存。 合上《南渡》最后一页,对岳南的那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感慨良多。战火纷飞的年代,知识分子挺起了脊梁,保护、保存了我们的文物、文化,他们用“战时不屈服”,“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奋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但爱国不是鲁莽的“挺身而出”“马革裹尸”这正应了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就职时说的那番话:“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难当头,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那个在北平沦陷,形势越来越危急,知识分子纷纷南下西行,却在黑夜里“逆行”回北平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取出了从英国带回来的宝贵的50毫克放射性镭,再后来为了保护这50毫克的放射性镭,避开日军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把盛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双手磨破,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终于在一个月后,拄着一根拐棍晃晃悠悠的来到了临时大学办事处…… 那个具有词锋如剑、气贯长虹、移山填海气势的梁启超。他用《易经》中的话勉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这便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由来。为了维护西医的形象,虽被误切健全的右肾,却禁止他的学生徐志摩等人对医院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不许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他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痛苦,为的是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梁公精神之伟大,与世长存,永垂不朽。 那个具有梁山好汉气质的傅斯年。“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在政坛和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对青年的提携与奖掖,坦率又真诚;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对出走的胡福林不留情面的痛批,痛骂叶企孙“抢夺”陈寅恪,为救济梁思成林徽因四处求人、八方联络,多次组织史语所进行考古工作,力挽狂澜,他是胡适所说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当之无愧! 那个“三百年来一大师”陈寅恪,他是金岳霖眼中的“记忆力超强之人”,金岳霖回忆道:陈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他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陈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战事纷乱中既要跑警报又要继续上课,陈寅恪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他在香港沦陷期,面对驻港日本宪兵的拉拢,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他是哥哥陈隆恪评价的“正气吞狂贼”之人。
那个在苦难中鼓舞同仁的金岳霖。他对同仁们说,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他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岩穴寒士们精神上获得了一些慰藉。我的心爱之物作文300字(https://www.yuananren.com/zuowen/2008.html)在如此艰难的岁月中,金岳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买了十几只鸡饲养,生活虽然艰苦,但打不倒哲学大师——我们可敬的“老金”——生活严谨,忧国忧民,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
那对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砥砺前行的夫妇——梁思成、林徽因。面对灾难和痛苦形影相随的生活,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自己为之追求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的“细软”都丢光了,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发作,常常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床边那一张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林徽因在李庄梁家旧病复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自己学着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是真的勇士! “国家不幸诗家幸”,风雨如晦的时代,知识分子再次用他们的责任和担当,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正如人类学家李济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北归》《离别》篇 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傅斯年 傅斯年还是选择了离开大陆。来到台湾,他以他特有的“傅式”做派,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意在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于是“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以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嘁哩喀喳”,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赶出校园。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这就是傅斯年的速度。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确是难以想象的。越是艰难,越是迎难而上。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的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的心灵寄托。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的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其人刚然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升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像冥冥中有一种命数,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地位之高,可是生活过得异常艰难,冬天连一条像样的棉裤都没有。在如此艰难的生活中,傅斯年终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胡适说“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此言确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为纪念梅氏对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清华创业的贡献,台湾当局在新竹清华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并招收本科生。同时在校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取名“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其中有杏梅287株,梅花241株名花草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以志世人缅怀纪念。 屈平辞赋悬日月——梁思永 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光辉,而梁思永就是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作为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他把全部生命贡献于考古这件事了,他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卓越无比。 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当梁思成终于赶在复员前完成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时,他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然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赞誉,更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对另一位学者、同事的挚诚感念。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除担负清华的教学工作,还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等。按林徽因的说法,她热情地投身于新的政权和新的社会改造、建设之中。在此期间,林徽因颇为自豪地与梁思成等清华同人共同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担任了纪念碑碑座纹饰和花圈浮雕的设计。林徽因经历了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经历了国恨家难、贫病愁苦的惨痛煎熬,在春意盎然的四月随风飘逝,她美丽的心灵与旷世才情循着瀑布的飞腾洒向大地人间。她为中国文学与建筑史学留下的不朽佳作名篇,将作为一个时代的典范永垂后世。 有志有趣的人——曾昭抡 在西南联大时代的曾昭抡,有一次演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人生在世上.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抱着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入手。”基于此,曾昭抡常常给人书呆子气十足的感觉。晚年的他高度近视,但查资料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只见他小跑一样在书架中穿梭,很快翻出一本书,摘完后又快速归还原处,马上又抱出一本。蝇头小字在卡片和笔记上记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还贴上小纸条,精心写着补充或注释。无论是刮风或雨,严冬或酷暑,总见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顶褪色的旧帽,脚指头露在鞋外,斜着衣扣,提着个旧书包,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一天深夜,他提书包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撞在树上,碰得满脸是血,跌倒在东山头山坡下,路过的工人听到哼声,扶他回家去,第二天他照样上班。就是这样全身心读书用功的人,以惊人的毅力查阅了近1500篇次文献资料,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了140万字的《元素有机化学》教材,成为中国第一部该专业方面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