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在我脑海中徘徊了两个多月，起因于我在思考运营商从事信息化业务时所面临的体制困境：企业想做跨行业的信息化项目，就必须去拜那个行业信息化主导者的科技山头。另一个原因在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让我开始思考缺乏市场化的科技体制在缺乏竞争压力下的效率和能力问题。
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科技是以一种被豢养的方式生存着。所谓豢养，我认为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产业部门都有各自完整的科技体系，且对本部门的科技从业单位极度信任，其他独立从事相同和相似领域的业者，即使水平更高，也很难进入该产业部门。
在中国，科技被豢养的一个关键的制度形式，科技单位都是由所属产业部门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或主办，或者本身兼具代理所在行业的标准制定、设备检测等半官方行政职能；另一种形式，则是产业部门的主导业者是大股东。
这些被豢养起来的中国科技因此被分割得凌乱不堪，重复性的研究和同质化的产品层出不穷，使得中国的科技界很难产生出具有独立的重大产业价值的东西。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缺乏真正的竞争力。因为，评判一个科技单位的项目的价值及其获取项目的能力，并不是看其本身的技术和科研水平，而是看其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者大股东的实力。套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拼爹”，看谁的“爹”更厉害。这也使得被豢养的中国科技从制度上缺乏真正的创新。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还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由于其生存依赖于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在技术创新上，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一言一行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科技人员的存在，是为了证明管理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正确，而不是为了创造新技术和产品以更好地生存。
这也是中国所谓“两化融合”的困境。中国成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化主管部门，然而，制度安排没有解决，所谓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还是处于各个产业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而行政主导的信息化模式，也使得所谓的“两化融合”被条块分割。
这种被豢养的中国科技的产生，从近的历史角度看，是中国行政体制条块分割，追求大而全的恶果；从大的历史角度看，笔者认为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门客文化和军阀文化盛行和延续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民族心理结构，其惯性之巨大，令我辈后人瞠目结舌。
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顽疾。此顽疾不打破，中国科技发展前景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