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命题,绝不意味着要退回到闭关自守的国家生存状态,而是如何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提升国家的经济生态质量
  某证券公司董事长告诉笔者,他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方股东根据协议对管理公司股份要增持到49%,预计5年之后外方高层每年可以从中国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中取得股权投资收益6亿元人民币以上。不到5000万元的一次性投资换来的是未来每年可以持续地从中国拿走6亿元财富,这相当于20.44万中国农民为外来资本所在国每年生产3.07亿吨粮食。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未来每年汇出境外的财富就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一个基金业的状况。
  目前,造成国民财富流出的还有合资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深圳发展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商业银行都争先恐后地按报表上的价值向外资廉价出售股权和收益权,而外资机构得到的却是业务网络渠道和存在于报表之外的巨大无形资产。比如,以强大的工商银行业务网络支持的工行基金管理公司的25%股权被廉价出售给了第一波士顿,同样以交通银行业务网络支持的交行基金管理公司的30%股权也被廉价出售给了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反思对外开放的代价
  对外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出让股权、出让市场、出让国家的经济版图,并未换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能力
  据统计,在中国27个行业中,由外资控制的产业已经占据了21个。外资正在加紧占领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市场,而我们的各级官员也在急不可待地开放这块市场。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是否统计过,这些海外股权性投资十年之后每年将从中国拿走多少国民收入吗?我们出让核心金融资产的时候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们会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可是,自从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出让股权、出让市场、出让国家的经济版图,得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能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而这种出让却给中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国际上的资本成本大约是年收益率12%,以此推算,只有年收益率大于20%或市盈率小于5倍,才能满足国际资本离开母国进入中国进行“风险投资”的要求。以目前8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计算,每年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利润以及避税收入大约在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的海外投资总收益几乎是零,二者相抵,中国属于国民收入净流出的国家。国民收入净流出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失血现象”。这种“失血现象”能够维持多久、“失血量的极限”是多少、“失血时间和数量”何时可能突破金融的极限、经济的极限、政治的极限和社会的极限,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冷静思考的问题。
  以价值形态表现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血液,如果长期大量流出体外,势必造成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从经济循环与周转的角度分析,部分海内外专家学者“看空”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确需要深刻反思一下中国的经济版图问题。否则也许5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会把现在以割让经济版图的“大跃进式对外开放”与1958年砍森林炼钢铁的“大跃进式工业化”视为同样的无知和愚蠢。我们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跟老牌资本主义的精英们谈资本运作,最终结局只能使中国成为又一个拉美化国家。
  我们出让了大量的经济版图,不但没有得到我们所期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却培养和形成了对外资的依赖属性。割让经济版图换不来技术、换不来制度、换不来创新能力、换不来核心竞争力,只能导致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退化,只能换来对外资的毒性依赖。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本土企业受到巨大的冲击,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无效资产并形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负担;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并没有在外资企业得到相应的再就业,即使在外资企业就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收入保障,透支未来的低工资“血酬制度”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招牌。外资企业提出了在中国的经营策略:“给中国留下GDP,带走利润,避开了税收。”
  重新定位开放策略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培养国家和本土企业扩张经济版图的能力,必须具有强烈的经济主权意识
  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离不开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版图。为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各级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要有强烈的经济版图意识和经济主权意识,必须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经济版图,必须培养国家和本土企业扩张经济版图的能力。各级政府和各类本土企业绝不能因追求政府短期政绩、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以“洋买办意识”来主导和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对外开放策略:
  第一,中央政府、地×××府和本土企业需要在全球化环境之下提高三个层次的效率,即企业效率、资本市场效率和政府行政效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把开放等同于发展、等同于国民福利的提高。其实,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发展要区分为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还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要区分为是本国国民福利的增加还是他国国民福利的增加,要区分为是表面统计数据上的GDP繁荣还是确实形成了本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的代价不应该理解为“购买制度的成本”,因为制度属于公开的“源代码”,不需要购买,即使买来也未必用得上。
  第二,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体系中,国家需要控制住起主导作用的环节,防止遭到外资的控制。美国“地缘政治之父”约翰·麦金德的一句名言:“谁真正控制了核心地带,谁就有可能控制世界。”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分配环节和分配领域就是“经济领域的核心地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以银行业务网络作支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都不应该到海外上市或让外资参股、控股。否则,十年之后回首今日之所为,一定会产生类似于中国石油海外上市一样的扼腕之痛惜。
  在西方国家,他们愿意出售的股权往往都是生产领域的企业,比如TCL所购买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联想购买的IBM的PC业务,很难想象中国的企业能够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按中国人给外资机构的价格买到发达国家金融企业30%以上的股权。我们期望通过引进外资来改造国内的金融企业,但这种期望真的能够实现吗?退一步讲,我们能否长期承受一个金融企业每年30%-50%甚至更多的权益输出作为购买一个企业制度或治理结构的成本?在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已经无法继续承受制造业之沉重的时期,内资资本急需进行产业升级,我们是否给这些内资资本预留了产业升级的空间? 
  第三,政府需要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建立起全球化的平衡能力。市场竞争导致从局部均衡走向一般均衡,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则是从一个国家经济的局部均衡走向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政府在全球化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当中国出口产品普遍面临反倾销,而同时上游进口产品和原料普遍面临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陷入实物形态的失衡。而当外国直接投资汇出的利润与本土企业投资海外所汇回的利润出现巨大逆差的时候,其实属于价值形态的失衡。政府需要在宏观上运用汇率和税收等强有力的政策性工具,在全球化环境下实现中国经济的实物平衡、价值平衡以及国民收入的平衡。
  第四,培养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需要为本土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一个规范的、高效的资本市场,以支持本土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通过引进“机构委托资产管理制度”或“机构信托资产管理制度”,在保持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授权的方式代替行政性授权的方式,将企业的管理权委托给专业化的民营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保卫中国经济版图需要本国政府,更需要本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