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
 
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设在关帝庙的行辕里见到胡雪岩的第一面对后者肯定没有什么信任可言,眼前那个“瘦高个”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他到浙江以来听到战事外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位大名鼎鼎的“浙江候补道胡光墉”的议论,而且多数没什么好话,一些禀帖指出这个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富埒封君,为近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

  但只是这一次会面似乎就让左宗棠对胡雪岩的印象一举改观:“(左)欲加之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胡雪岩早已为左准备好的20万石米起了作用。在清军和太平军历时14年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一大份战略物资的贡献实在举足轻重。

  那天夜间行辕里发生在左和胡之间的对话,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小说家高阳在历史小说《红顶商人》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为它想象了一连串充满中国式智慧的机警对话,来刻画胡雪岩左右逢源的商人性格,以及两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如何在这次见面后一拍即合。1862年,胡雪岩39岁,生意刚有起色;比他大11岁的左宗棠也刚刚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里走出来独挑大梁,他心怀大志,给朋友写信都署名“署亮白”以自比“诸葛”。二人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表演都才刚刚展开。

  渲染这场会面的重要并不过分,它在某些方面的确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的走向。它不仅将成就晚清一名重要官员政治生涯的高峰,这位“同治中兴”的名臣在未来的仕途上因此有了“西征”这张辉煌而强大的政治底牌。它也成就一位红顶商人的财富生涯——左宗棠的能量和胡雪岩此前的政治后台王有龄不能同日而语,结识王有龄尽管使胡迈向了从事官办买卖的第一步,但39岁以前的胡雪岩充其量还只是个地×××府的小帮办,39岁以后,他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并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清代的“官商同盟”在有了“左胡”先例之后,接着很快就有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另一对搭档。

  由胡雪岩经办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笔以“国债”面目出现的外债,它开创了地方临时收入的新渠道,这笔收入完全脱离中央集权财政系统的控制,给地方洋务运动和军务提供了应急资金来源,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清政府建立在传统财政体制上的经济基础。财富重新分配,国家财产的式微和少数个人财富的崛起,是由此引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主题之一。

  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的胡光墉是家中长子,父亲胡鹿泉(号芝田)是一个读过些书的乡村名士。他家里的几亩田地只够供给他和三个弟弟月乔、秋槎、鹤年的基本衣食,他没有上过私塾,幼年所有教育来自他父亲所学知识的传承。对他寄予厚望、希其“兴吾家”、于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的父亲,在他12岁时候就离开人世。童年不幸的胡雪岩之后经由亲戚推荐从“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开始了奇迹般的经商生涯。从钱庄的跑堂伙计,到那个时代里富可敌国的商人,他的兴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个人神话和社会转折所组成,这个传奇里所体现的商业哲学和谋略技巧,在几百年后那些白手起家渴望奇迹的创业者们看来,仍是最好的励志故事。

  胡雪岩所生活的1823~1885年历经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和崩溃的边缘,挫败感和谋求中兴的希望交织,新旧因素并存,往后100年内活跃于中国历史的各种力量都在此时陆续登台亮相。

  对付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开支几乎耗尽清政府国库,危及国运存续的各方危机并没有消退,长期以来“塞防论”和“海防论”之争不仅是政治观点和派系之争,它的焦点更是那些中兴官员们如何使用有限资金去解决更多的麻烦。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中崛起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左宗棠,各自为政又互有合作,他们试图振兴国运,但短暂的“同治中兴”始终是以昂贵的工业和军事“实验”为基础。在国力不济的前提下,他们不得不借助各种国内国外的商业势力辅佐政治抱负,同时巩固自己政治影响力的版图。

  另一方面,上海的外滩开始排满新式银行。×××战争虽然开放了通商口岸,但它所带来的商业效果却使英国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资本对中国内地的***并不如想象那样迅速而顺利,强制性的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直接送到中国人手里,他们必须经由社会活动能力卓越的买办人物之手,通过传统商品流通渠道,才能深入中国市场,他们开始加大投资力度,想方设法接洽上掌权者们,签下利润更为丰厚的国家订单。

  一些长袖善舞的中国商人应运而生,穿梭于变革时代里交错横生的种种动机和需求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胡雪岩发迹和军火生意

  胡雪岩的发迹一直缺少史料支持,普遍认为他受益于一位叫王有龄的官员。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接着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药店,在各路运粮人员中安排承接供药业务,将 药店快速发展起来。胡雪岩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就是会做生意”。

  但以他一个钱庄伙计的身份如何结识上王有龄,史料上一直没有明确记载。高阳小说中以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将二者串联起来,认为,胡雪岩看中落魄的“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将来必有出头之日,挪用钱庄的500两银票给王作为北上“投供”加捐的原始金,自己被赶出钱庄。王有龄北上巧遇旧时好友、户部侍郎何桂清,在他帮助下获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实职,由此提携胡雪岩。这个充满想象成分的故事可能根据后来胡雪岩结交左宗棠的史料加工而成,虽然不足为信,但仅从那段史料推测,胡雪岩要结识王有龄,并不是件难事。

  胡雪岩开始真正涉足商界的前期,重点一定放在金融生意而不是在实业上。在浙江海运局帮助王有龄筹办解运漕粮期间,胡雪岩利用海运局借支20万两白银,开办了“阜康钱庄”。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潘叔雅、关季重等人存在“阜康”的现银就达202万两;1864年清军攻陷杭州,将领把战争中抢掠的上百万两银子都存在胡雪岩处,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钱庄生意给胡雪岩更深远的影响,是它提供了胡雪岩和各类洋行以及洋行的中方买办人物结识的机会。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在相当长时间,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这些买办人物多半出自钱庄,通过他们,把产品输入内地,早期的财务关系,通常也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胡雪岩在认识左宗棠之前,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

  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里。左宗棠曾谈及,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胡雪岩和洋行的关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创办,结识了洋员德克碑等。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都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

  胡雪岩×××军火十分尽心,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ד万数千枝”,不但广为采购,且“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也由胡雪岩购置,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左宗棠曾称赞胡光墉“(镇压回民起义)前购之布鲁斯(即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

  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1874年,“塞防”“海防”之争中的左胡之盟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岩创建杭州胡庆余堂。这是胡雪岩从金融涉足实业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岩已经很富有了。他当时拥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万亩,他的“阜康钱庄”在京城仅列东四牌楼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之后,分支机构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以上。这一年胡雪岩给左宗棠办的最重要的一笔差,不仅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他与左的结盟更为牢靠。二人在随后的岁月里持续着这样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后,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战事一结束,他被晋升二等侯,紧接着就向光绪皇帝要求给他的盟友以政治奖赏了。

  这是左宗棠第三次为胡雪岩请赏,前两次分别是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和同治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衔由认识左宗棠之前的“运使衔江西补用道”,提为“福建补用道,赏加按察使衔”(1864年)、“布政使衔(从二品)”(1866年)。1878年4月14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数他的功劳,计9款之多。

  这一年,对左胡二人确实都至关重要。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1867年,原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投靠俄国。1870年,俄军占领伊犁。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的领土危机。1873年,左宗棠攻占肃州,最终镇压了回民的造反,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结束。他建议清政府乘胜出兵西北,收复新疆。但1874年日本继两年前宣布琉球为其“内藩”之后于该年5月直接出兵登陆台湾,又直接引起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防御问题:“海防”。这一年,清廷内部出现了“塞防”和“海防”两派观点的激烈交锋,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宗棠于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对于西征协饷的影响:“甘饷日形支细,出关各军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总理衙门:“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左进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国就不至于构衅东南,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应当并重,而收复新疆则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论点显然更迎合当时朝廷的期望,但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塞防、海防之争的背后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分配给朝中哪一×××治势力的问题。西征军人数2万余,×××行军,费用浩大,西征军饷由西征粮台统筹外,还有伊犁军饷、塔里巴哈台军饷、乌鲁木齐军饷。张曜的嵩武军14营,每月应支净粮料43.695万斤,正杂饷银3.728万余两;宋庆的毅军马步队及长夫共9136余名,月需净粮料49.31万余斤,正杂饷银4.1万~4.2万余两;金顺一军马步20营,人数达1万以上,月饷、粮料又不知凡几。随着西征战事的展开,兵员不断增加。粮料的运输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每百斤自肃州至安西的运价高达11.7两,此外还有大量军衣、军械的添置以及欠饷的补发等等。另外,内战刚刚平息后的险象环生的内地局势,也是朝廷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大量遣撤清军、失败的起义士兵的安置难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内地异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证西征大军前线粮饷极为艰难。财政上能否保证就成为全盘关键。

  左宗棠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观点能否兑现更需要现实可行性的支持,他显然必须自筹到相当大一部分西征军费。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已经反映出这场论争中清政府的倾向。

  尽管这场左、李之争的表面始终没有浮现出胡光墉的身影,但左宗棠之所以敢于如此打保票,因为他在十余年的交往里对胡光墉的能力已经深信不疑,他把筹钱之事信任地交给了后者。

  “西征借款”和胡雪岩的回扣

  协饷制度是清代整个财政体系运行的中心环节,是中央政府调度全国财政资源的基本制度。协饷所涉款项称为协款,是指在省际之间协济运行的。协款的流动,由中央政府指令调拨,调拨的依据是上年冬季各省督抚对本年度应支傣饷的估算,即所谓“冬估”。冬估所列支出通常为常列开支,经户部审核无伪劣支出后,便由户部分春秋两次拨款。各省督抚、藩司根据春秋拨册,调度本省内部财源,扣存批准动支的款项,称为“存留”;征存有余的部分,即须报解,称为“起运”。起运款项依户部指令或解交中央,或协济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彭雨新研究这一制度时说:“协饷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春秋拨,犹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这只是大一统国家的财政统筹,是起运存留体制的活用。”

  但财政大量亏空下情形则全然不同。甘肃新疆协饷历来是清朝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头,在道光年间,甘新协饷每年达404万或415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300多万两。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赔款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左宗棠西征前,协饷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了。到咸丰年间,甘新协饷屡次裁减核扣,大幅度下降,减至302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经费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甘新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笔空有其名的财源。光绪元年(1875)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2740万两,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直接影响了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

  左宗棠想出的办法是举借外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这即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又可以以“暗借中央之命与协拨省份争夺饷源”为旗帜对付反对“西征”的东南督抚。而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时任上海采运局道员的胡光墉具体经办,借款共计1595万两。

  其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宗棠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的这位朋友。

  1877年的第二次借款出现四个不同的利息。汇丰银行索取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报时,含糊其辞改为月息一分,这样年息就变成了一分二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词,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毫,折合年息,就是一分五厘(15%),遇闰年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16.25%),比银行承揽的利息,高出50%。而在汇丰银行承做的三笔西征贷款中,银行本身实际上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只是债券的经销人,它从清政府那里承揽的每一笔借款都立即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等到债券拿到市场公开发行时,银行付出的利息,却是年息八厘(8%),并且还是九八折扣。从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到外国银行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整整100%。银行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1879年上半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说:在损益计算书里,“从1877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经手人的好处自然不用说。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改为月息一分,显然是对胡光墉的酬劳。至于所谓“包认实银”的加息,则是由于借款以英币计算,考虑先令价值无常,异日归还增累,因此加息2厘5毫,包认德商承认。这显然是胡光墉的迂回中饱手法。

  回扣不只来自于一方。从第一笔西征借款始,急于输出资本的西方各国之间的争夺已经很激烈。尤其在汇丰银行贷款高收益的诱惑下,法、俄都急于加入这个阵营。当左宗棠在1876年计划向汇丰引进第三笔西征借款之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英方称滇案未结之先,不准英国商人对中国贷款。急等用钱的左宗棠让胡光墉向其他各国拱手告贷。胡和德国、沙俄、美国都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最终还是由汇丰出贷500万两。这500万两债券在1878年初刚刚进入市场,立刻被抢购一空,香港认购的数量,据说竟达到分配额的17倍,而分配到伦敦销售的债券,在进入市场的几天以内,因为争购激烈就出现升水。

  经手“西征借款”的肥差当然会惹人注意。最后一次西征借款达成协议后,年利高达九厘七毫五丝,中国驻英使馆的英国雇员告诉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说,英国承借这种款项,通常不过取息三厘半,重则四厘。曾纪泽把这个发现和对胡氏为左借款的指责写在了光绪五年的使西日记里:“十二月初,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除洋债之外,左宗棠还举借了为数不少的内债。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攻下和阗,西北边陲之乱基本平定后,左宗棠着手部署善后问题时资金再度告急,他于1878年9月12日函商上海胡光墉,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不久根据胡光墉复函所称,左上奏清廷,说胡光墉在上海召集浙杭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5000两为一股,“一切照洋款成案”向华商筹借巨款350万两,然“虽允以一百七十五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这种以发行国内公债形式举借内款在甲午年以后确为清政府经常采用且行之有效的,但在当时,由于华商的迟疑不决,因而仅募得半数,共175万两。

  在胡雪岩的多方活动下,光绪元年到三年,借款340万两,四年至六年406万两,七年至八年100万两,总计达846万两。在左宗棠西征所借的全部债务里,外债占18.38%,内债占14.85%,内外债共占左宗棠所掌管的西征军费收入32.85%。

  “西征”收功,胡雪岩和左宗棠几乎同时实现了事业的巅峰。而来自各方对于胡雪岩的争议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左宗棠在19世纪60年代所上奏折中就始终替胡雪岩处处维护:“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受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唯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在光绪四年的奏折上,左宗棠说:“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所述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为胡老太太博得了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

  胡雪岩的园宅富丽豪华,在费行简(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中记载:“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

  红顶商人的破产

  胡雪岩的破产和他的政治后台左宗棠人到晚年实权旁落有关,也和胡庞大而单一的资本大厦有关。高阳在《胡雪岩传》的后记中说:“胡雪岩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品。”虽然这种判断的史料依据不足,但后来盛宣怀和李鸿章的组合取代了前者则是事实。1883年以前,比胡雪岩年轻21岁的盛宣怀主持电报局,他不仅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还注意联络和张之洞的密切关系,给张的大冶铁矿补足了不足的大半资金。这一年他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金洲矿款来资济他的电报事业,在李鸿章的力保下未被降职。

  而此时的胡雪岩仍把他的生命和财富全都捆绑在他的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上。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却不愿意投资新式企业,一心坐庄生丝,宁肯把数百万现银砸在生丝投机上。

  通商口岸的商业风气在变。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丝、茶出口旺盛,进口工业品增长缓慢,洋药(外国×××)又遭土药阻击,外贸基本顺差。进入80年代,中国正式被纳入世界经济分工。“熟货”(工业制成品)进口超过×××,出口依旧是“生货”(初级产品),外贸转向长期逆差。江浙丝茧虽然向来是出口大宗,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却操纵在外国商人的手中。

  1882年光绪八年,丝季伊始,人们估计收成近8万包,“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胡当即在江浙育蚕村镇广发定金,控制货源,他决定倾个人之财力和外资竞争。胡雪岩出资2000万派人手四处采购,买生丝1.4万包,要求其他丝商也跟进“然而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阴历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金嘉记等大字号破产。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将当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结果无人响应,胡雪岩自己还在坚持。

  1883年,中国丝又减产,估计只3.5万包。不幸的是,意大利丝再获丰收,加上人们担心胡的存货,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三个月。由于上海的银根一天天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11月下旬,他忍痛将生丝低价售与两家洋行,亏损150万两。胡雪岩为了挽回亏损,到上海做银钱投机生意,结果亏折400万两。

  毁灭性的灾难还没有结束。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中国首次工业投资高潮。近20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厂。股价一路走高,吸引大量的投机资金。1882年9月,股市涨到最高峰,危险也在酝酿。投资者将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户、钱庄都收进大量股票。

  1883年,本来旧历年关结账时银根就趋紧,众多丝商又被困住,一旦有人因倒账抛售股票,股价无资金承接,必然大跌,引发新的倒账和抛售。到9、10月间,又逢时局不靖,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从钱庄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纷纷提现。在没有官方后台的支持下,胡雪岩独自承担大厦倾覆的结果。并且在胡雪岩囤丝资金短缺之时,“上海道邵小村(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他的票号、钱庄遭到挤兑,阜康上海总号倒闭,接着各地的阜康钱庄纷纷倒闭。

  胡雪岩的破产还直接危及不少官僚的利益,因“胡所倒约近千万两,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据说,恭亲王奕、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预,户部飞咨各省扣抵追查,各省开报胡光墉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240多万两。胡雪岩本人被革去道员职衔,他的10多名妻妾大部分各自散去,一个传奇巨商就这样惨淡收场。-

  (参考文献:《左宗棠全集·奏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清代外债史资料》、《杭州府志》、《一士类稿·一士谭荟》、《异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