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作家

一代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的良心”。
作为五四新文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巴金的辞世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2005年,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大家——费孝通、启功、黄昆,荣毅仁……而巴金的离去,则是这个告别之年普通民众最大的告别。但他为我们 所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却值得我们回味再回味。


巴金先生的离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因为此前,102岁高龄的他住在医院已有多年,生命基本靠药物和外部干预支撑,但是,2005年10月17日他的离世,还是让许多人感到了伤心和震动。报刊、网络上大量的文章和留言,并不完全是一位知名或权位者去世后的例行公事,我们看到了许多发自内心的真诚表白。五千多民众自发给他送行的情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锐减,文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已不是以前的年代(比如上世纪80年代)所能比拟,他们中的著名者曾有的“文化英雄”、“精神领袖”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褪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去世产生的反响似乎是一个“特例”,由此也说明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人们关于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巴金的塑像


巴金的功绩,当然是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活动。对于巴金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这二三十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发生着高低错落的变动。但不管怎么说,26卷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10卷的译作,是他一生勤奋劳作和他巨大创造力的证明。在20世纪,他是拥有最多读者,并对他们的生活道路发生重要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他的《寒夜》、《憩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难以动摇的地位。他的小说写作,也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美学”:“三部曲”的长卷体式;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的叙述方式;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上强烈的主观干预色彩;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毫不含混的分辨,以及对读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的期待……这种“叙事美学”的价值、艺术功过,肯定存在争议,巴金在他40年代的作品(《寒夜》、《憩园》等)中也做了调整。但是,这种叙事美学,却是巴金式的,独特的,不可替代。这大概是一个真诚时代产生的美学。它在今天当然不可能复现,但它肯定是一种值得我们记取和辨析的财富。

巴金的艺术创造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写作与他的信念及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都清楚,巴金最初并不是想当文学家,“五四”时期他在成都成立社团,办刊物,印发传单,后来到上海、南京,再到法国读法国革命史,翻译研究无政府主义,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意大利工人领袖梵宰蒂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是高尔基笔下的那个在黑暗中高举“燃烧的心”的勇士丹柯。虽然在后来,巴金对某种具体学说(如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在命运之途中也遭遇过各种挫折、磨难,但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憎恨,与强权保持距离,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的期待,可以说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而他的文学写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崇高信仰的。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但在度过痛苦、辛酸的十年后,他并没有走向逃遁与淡泊,直至生命临近终结,他仍在以文字和行动表达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既然历史已经赋予我这样的责任,而我又早已答应承担,那么我就不能放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种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守,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能够常见的现象。

2005年10月 24日, 巴金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生前好友, 上千群众为巴老送别


自然,文学写作与社会理想、社会承担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强调作家对时代问题、社会行动的关切,将文学当作“武器”,与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追求语言、形式的独创性之间,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矛盾更为显见。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这也是文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一些时候,当文学过分地成为一种“工具”(而且是“粗劣”工具),当人们过分强调为了政治,为了社会行动而牺牲艺术的时候,提出文学的“自律性”和“自足性”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在今天,当作家、诗人普遍被看成工匠式的“技艺人”,不少作家也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娱人者”,写作的历史承担被看作是虚妄的幻觉,“人”与“文”,人格与文章的分离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向,20世纪新文学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切时世、干预现实的品格,被简单、不加分析地指认为是弊端和缺陷的时候,重提巴金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写作承担,指明写作与社会责任存在的关联,相信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巴金等作家在实践中体现的那种思想遗产(作家应该用自己的热情、想象力和文学技巧,将现实生活提供的各种信息加以辨认,做出处理,以确立对现实和社会未来的深刻了解,并向同时代和后代人施加影响)的当代有效性,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虽然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合理、庄严的内核。


在50至70年代,巴金的写作出现了重大的“滑落”,这是他写作生涯的黯淡时期。“文革”结束后,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人们广泛谈论的《随想录》: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他以此参与了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巴金是文学家,《随想录》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文学创作。而其中也确有不少精致、情真意切的篇章,常被举荐的有《怀念萧珊》、《小狗包弟》,以及他回忆、怀念亲朋故旧,包括追忆胡风、路翎等的文字。不过,《随想录》的重要性和已产生的影响,显然不能仅从“文学”这个层面去解析。它们提出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尖锐、深刻,和这些表达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文化问题的契合程度,更应为我们所重视。评论家和读者也更多地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随想录》。说《随想录》里的篇章并非一一精美,这可以理解为在“文学”层面上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在参与思考及对社会公众发言的层面上,离开所谓“精美”的判断,却又可能更能切近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文章想要传达的主旨。在语言与良知、艺术与道德之间,巴金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相信这一选择,有他的充足的。


依据《随想录》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现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现实问题的杂感,有对自己创作生涯、思想历程的回顾,有对亲朋故旧的深挚怀念……但是它的中心,是对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与批判。正如他所说,“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谈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在巴金看来,“文革”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历史谬误。让他长久困惑的是,人们因何种缘由卷入这场动乱,“互相憎恨、残害”,“人性受到这样的摧残、践踏”。对于他所说的这一“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事件,他认为,仅是宣布终结,仅是控诉、谴责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探究它发生的根源,以及它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因此,《随想录》可以说是一部探讨历史责任的书;它的“关键词语”是“拒绝遗忘”。他提醒读者,那些重要的“过去”不应轻易从记忆中抹掉,只有不畏惧记忆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身心健全;而忘却却可以让我们经受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的思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假如我胜利的话,我必须使人发疯。”不是编造、臆想美丽的谎言,而是讲出真相,摆出哪怕是可怕的事实:这就是他反复申言的“讲真话”的涵义。


在八九十年代,一再提醒人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的,当然绝非巴金一人。但是,巴金却是始终坚持不懈者。而且,更让人敬重的是,这种“正视”,是从历史的“反思者”自身开始,这一点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坚持认为,“审判”历史,必须以自我审判作为起点。巴金在“文革”中原本是个“受害者”,他可以如大量的回忆文字那样,略去当时的思想感情细节,而突出他的受难的情景,博得人们的同情,痛苦、受难也会转化为一种荣耀,一种光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自觉对“历史”负有“债务”,要在有生之年偿清这些“欠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近乎“残酷”的自责、自剖。这些文字,这种立场、举动,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如果在“我”的身份、立场、品格都存疑问的情况下,“我”又如何能有力量对历史进行裁决?因此,有关巴金的“自审”、“忏悔”,不能仅看作是有关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看作是性情修养的问题。这些命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涉及的是个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反思、历史承担的前提。


当然,《随想录》并不是一部讨论社会历史问题和人生哲学的著作,我们无权要求作者提供深入论证和结论。它的价值其实在于它是某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个人体验,以及它所展现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体验的深度只能来自于冲突,来自于环境与心灵,以及人的内部世界的冲突。我认为,虽然巴金可能在艺术上有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人们正是因为他的正直、他不要忘记民族灾难的告诫,以及他身体力行进行的有效反思,而称他为“民族的良心”。


我很同意陈思和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我们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巴金的意义》)


巴金先生已经去世,继承、爱护,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发展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所应承担的时代精神建设的课题。

巴金简历

巴金,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本名李尧棠,字芾甘。
1921年,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发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年,参加并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了《均社宣言》。
1922年,发表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巴金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6年,出版《五一运动史》,这是目前所见巴金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1927年,离沪赴法。是年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巴金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此前三个月,译著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发表于《东方杂志》,这是最早发表的署名“巴金”的文章。
1929-1933年,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
1936年10月初,与鲁迅、郭沫若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1946年,《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1949年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
后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
1952年,赴朝鲜战场实地访问8个月,写了许多表现朝鲜战争的通讯、小说。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批判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即被关进“牛棚”。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1973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1977年,在《文汇报》发表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1979年底,《随想录》(第一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随想录》合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99年初,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从此未能出院。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