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

文痞似乎是说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个痞子,当然,倘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文痞,也是很正确的。

所谓“人文沙文主义”是有一种知识分子、读书人、学者,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他们心目中某种理念、某种理想、某种品位的书才是真正的好书,比如有人说在书城或读书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书才是好书,而对一般大众看的那些书会很瞧不起,不屑一顾。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经典名著,可能要有一点运气

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要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

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如何阅读一本书》

文中说:“在你说出‘我同意’,‘我不同意’,或‘我暂缓评论’之前,你一定要能肯定地说:‘我了解了。“

我们好辩,而好辩时往往是为了胜利、为了赢而辩,忽略了辩论的根本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一个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忠告,大家通常以为辩论以赢为目标,却没想到辩论真正的目的是要学习真理。所以读书首先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这个谦卑不是要放下自己,完全泯灭自己的意见,而是要重新想到什么叫读书,什么是学习。

所谓学习就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如果我们读书只是读我们已经知道和懂得的东西,那何为学习呢?

很多人都想知道读书怎样才能读得快一点。可最重要的不是怎样读得快,而是要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去读什么样的书。换句话说,应该为不同种类的阅读选择恰当的速度。

任何时候都要搞清楚,作为读者,我们是主动的,我们应该清楚自己的目的,知道自己看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有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方法,进而有不同的阅读模式。同一本书可以很迅速很简略地读,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地读。这种把阅读层次区分出来的想法就是莫提默·艾德勒与查理·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里最了不起的说法。

进入分析性阅读是会比较慢,但是你越主动,书就会读得越有效,我们不是要讲“快”,而是要讲“效”。

阅读的最后一个层次叫做主题阅读或者比较阅读。

所谓主题阅读就是你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学者,甚至是博士生、研究生,你对某个问题很感兴趣,想发掘它。

《好绘本如何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图画书一定是给小孩看的呢?其实图画书的确是给小孩看的,不过大人看的时候能看出另一种趣味。一个大人,如果有童心就一定能够欣赏。

《私人阅读史》

而且他认为真正的读书人要把“我们”跟“我”相对分离,不然读书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 灰皮书、黄皮书》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就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他讲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止呢?就像今天有些网站被封掉,大家立马觉得这网站一定是说对了什么事情

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

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因为此后你会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偶遇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你坚信最终还是会赢的。这样的人其实很可怕。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平常要写那些书评,为什么总是在夸哪些书好却很少去批评什么书?为什么不专门批评一些写得不好的书呢?理由很简单,人生那么短,时间那么少,如果我看了一些很不好看的书,干吗还要浪费时间重新把它说一遍,让大家去关心呢?不如集中精力介绍些好书。

最妙的是你坐牢之后就不用再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了,有国家养着你。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你像是加入了作协,有政府给水给米,你在里头专心写作,不过前提是你坐牢的时候犯的问题不是太大,不是连写作的纸笔都不能给你的情况。如此说来,狱中创作的确是作家们可以考虑的出路之一。

《查令十字街84号》

但是在查令十字街你会看到一些很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就是喜欢某本书,即便50年没人买,还是要把它放在架上。

弗兰克·德尔则让我们看出了典型英国书店人的感觉,有点拘谨,有点幽默,但非常有意思。他在第一封给她的信里说:敝店能够满足您三分之二的要求,解决您三分之二的困惑,那些您要的书,我们能够找到三分之二。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物件,这些物件都被写成一种隐喻和象征,代表着整个历史的变迁,但这还不是小说最复杂的地方。

所谓后设小说,指的就是小说里的角色不断地反省、怀疑什么叫做小说本身。

这本书用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做名,作者想强调的是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也是一种“物”。

《切·格瓦拉之死》

“一个人如果30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30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广博的同情心,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而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世的艰难,现实的困苦,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东西,仍然相信这些价值,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

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变成一种犬儒式的嘲讽:“哎呀,理想是该有的,我怎么样表达我的理想呢?我买件T恤或者有时间捐点钱吧,你真要我干革命,那就免了,谢谢了,因为那是注定会失败的。”这本书表达的就是这种犬儒的情绪。

王小波Ⅰ《沉默的大多数》

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

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的程度。

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王小波 Ⅱ《黄金时代》

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力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艺术跟×××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的图像或者带有×××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王小波 Ⅲ 《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猪。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面自由。如果在当一个好人和当

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很多人对“自由主义”有一种误解,常常在互联网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谁谁是自由主义者,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

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没有任何人有把握确定世界上哪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完美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有自由思考的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其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饿着的肚子;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其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必须要交的税。谁爱交税?都不爱交税。但是你能不交吗?

看出他在《个人尊严》一书中提到商业片,文章叫《商业片与艺术片》。他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顺便说了说国产片:“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饭。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

但在当时,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既不是平常我们大家以为的典型“右派”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左派”。我们不应该随便把王小波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面,其实对待所有人都不应该如此归类,这种归类方法往往只是大家要打一场混战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权宜之计罢了。

《山楂树之恋》

我们凭什么以为性就是本能而自然的东西?你压抑性冲动或者你有性冲动,但是你选择不去有性行为或者很自然地抒发,这两种模式都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它跟所谓人性和自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变态的爱情小说,倒不如说是伤痕爱情小说。

张爱玲《小团圆》Ⅰ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

在乱世的状态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么样去浮沉。

张爱玲《小团圆》Ⅱ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张爱玲《小团圆》Ⅲ

我觉得所谓影射或者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艺术化加工,把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跟写作便独立于自己变成另一个状态。

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的,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看他写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美好。一个如此有纪律的人,这么喜欢跑步,而且在跑步的过程中突然超越了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种状态真是很奇妙。

有一种作家,把写作当成上班,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坐下来写东西,就算写不出半行也停在那儿不动。等到下班的时候笔自然就放下来不管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像村上春树,就是去跑步。

我们常常把创作想得太浪漫,认为这是个人灵感的迸发,是一个爆发的过程,从而忽略了真正的创作不能只靠灵气和才气,还要靠别的。村上春树就说得很好:“才华于质于量,都是主人难以驾驭的天分。”

你千万不要以为作家就是那种晚上喝酒,睡到下午,私人生活都很放荡的,那可不一定。有很多作家需要的就是“我也在工作,我也在上班,我跟一般人一样”的感觉,这样他才不会脱离世间。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很有纪律地去干一些事情的话是让人尊重的。比如每天早上去跑步或者练瑜伽、打太极拳或是修行,我对这种人特别有好感,总觉得他们这种有纪律的生活方式会带给他们额外的哲理上的领悟,甚至会达到一种修行的境界。

“所谓结束,不过是暂时告一段落,并无太大的意义。就同活着一样。并非因为有了结束,过程才具有意义。”

《丈量世界》

科学也有两种,一种是相信经验世界,从里面搜罗特别的材料,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另外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推论,只是去归纳一些现象。这两种态度到底哪一种能够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哪一种能够让我们真正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本《丈量世界》里。

事实上,直到老年他们才发现,知识的态度是谦逊。人总会老的,天才也终会衰退。当你在世界上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材料后,会发现永远有人比你干得更好,测量仪器也更准确。这时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到最后都是会衰退、会消亡的。只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追求知识的乐趣,值得我们为它献身。像洪堡,为了知识的追求一生单身,甚至到现在都还是处男。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

当年看电影是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一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于丹〈论语〉心得》

正如于丹讲的,《论语》是一本教大家怎么做人的书,这里面的道理都是很纯朴的。不要看不起这些纯朴的话,当你在一些特定场合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纯朴的东西能够显现出巨大的力量。

“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得掉,但是我的“志”你是拿不掉的。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儒门弟子的气魄,梁漱溟先生真不愧是当代大儒,没有辱没至圣先师的教导。

李零《丧家狗》Ⅰ

零教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孔子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很糟糕的“臭老二”,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孔子曾经形容自己是丧家之犬这个说法是有典故的,也就是说“丧家狗”并不是李零教授的说法,至少有五条资料能够印证这个典故。

《伊利亚随笔集》

他并不是激进的社会改革派,他只是宽容地看待身边的所有人。在他眼中,没有人是不美好的。兰姆不是那种因为特别怜悯乞丐,所以要带他们去搞社会革命的人,但是他总是能够欣赏他们美好的一面。

《沉思录》Ⅰ

根据哈多特的理解,《沉思录》这本书乃至整个古代的希腊、罗马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哲学不是书面上的学问,哲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沉思录》Ⅱ

我觉得这本书牵扯到斯多葛派的一个修行方法:用写作来修行。

比如:“在任何场合的时候,这些都是在你力量范围之内的,虔诚地默认你现在的条件,公正地对待你周围的人,努力完善你现在的思想记忆,未经好好考察不让任何东西潜入思想之中。

的确,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斯多葛派哲学的精神教父赫拉克利特讲过“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你了解这一切之后,你就知道什么皇帝,什么元首,这些都只是虚名。这些东西迟早都会消失,我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道德上的良善。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其实人应该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关怀。在理性范畴,我们都知道应该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同类,不仅不能对我的乡亲父老干坏事,对一个陌生人也不能干坏事,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包容慈爱之心。但这是理性上的认知,感性上我们其实没有这种道德想象力。

我们依旧阅读,因为阅读更能巩固和丰富我们的道德想象力,通过阅读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人,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要把自己设身处地地投入进去,想象你就是他,感受他的欢喜和悲伤。

《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

Purity and Danger

说明所谓的“脏”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种空间里关乎位置的概念。

所谓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是有文化作用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决定于它的空间和位置,这就是玛丽·道格拉斯提出的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她从这个想法开始接着研究别的社会禁忌问题。

她总结出一种规律:原来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折射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的宇宙观,可以从中看出它怎么去分类万事万物。

一个东西的定义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创见之一。

《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们平日里选择阅读图书,有些是因为作者说的话很重要,文采也好,所以选择读;还有些书则是因为形式,或是它出现的时机跟它所谈论的内容隐隐约约预示着当前某些局势的发展。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那么他们当然就会不满了。不满还不能明讲,不能说自己反民主,那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民主不符合国情,民主的条件我们还不够成熟,你看我们公民素质就是不行”。

这个Good governance跟Good government是不一样的,英文里面government就是指政治,而governance讲的是管制,好的管制跟好的政府、好的统治是不一样的。

所以Good governance指的就是公私之间、官民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与协作,中国也一定要走这样的道路。

所谓的民主改革,就是要依赖他们跟政府一起改革,一起推动。

×××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说到,我们现在村一级正在做民主选举,等到这一级搞好了,将来也会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搞的,这话在外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什么叫增量政治改革呢?请注意,不是说渐进的政治改革。过去经济改革讲渐进,他现在讲增量。增量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公民权利,有基本人权、自由和政治权力,而这些量我们要好好保存,不能够再侵犯它,不能够再剥夺它。

公民政治权利要不断地扩大,这就是民主改革。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他说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不是政治而是要搞文化,它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和民主启蒙工作上。

书里提到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彼此支援,马上就干柴烈火,一起上了当年的知识者,抨击“孝”有两方面的特征,一个是启蒙性的,追求个体,要从那种腐朽的大家庭里面冲出来,解放出来,追求自由和平等。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这个“孝”不就是以前封建王朝对皇帝忠心这个“忠”的基础吗?“孝”是“忠”的根本,因此批判“孝”,它一方面是启蒙的,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性的,是要推倒过去的,是救亡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似的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七十年代》Ⅰ

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为了追溯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60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七十年代》Ⅱ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制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跟冰封,但很多文化上的种子,被埋在冰原底下,待到稍微有点儿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得不大好,但起码是出来了。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

新闻的尊严来自于新闻的自由,所谓新闻自由,指的是编辑和记者能够不受到外力干扰,不受到政治、老板、商业甚至广告客户的影响。

《笔底波澜》

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

他很懂得了解时代的民情,当一个时代到了关键时刻,很多东西要变化,谁能够把握那种求变的情绪并能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成功了,梁启超正是如此。

晚清对于舆论有很多压制,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起来奋不顾身反抗。到了军阀割据时期,大家日子过得更不好了。

大公报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就是不卖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业利益;不私,不以报纸这个公信为私人用途,满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随潮流。要做到这四点,实在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年,我们中国做传媒的人,有谁能认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个人做到了呢?

《货币战争》

编著”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一般有书写编著,它应该在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什么地方他是编什么地方是写;或者可能一本书有很多个作者,而他是作者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作者,同时他又负责编辑这本书,这可以叫编著。

但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我们常常看到的“编著”是你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这个编著者亲手写的还是他到处拿人家的东西编过来的。而且即便是拿过来的,他也不说明,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在我看来,“编著”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这种称呼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流行这种“阴谋论”,其背后是有原因的。第一是我们的无知,第二是我们的恐惧,我们总是对无知的东西感到恐惧。

《大师与门徒》

原来知识不是中性的,同样的书,同样的知识,由不同的人体现、构想甚至描述出来的时候是不同的,那些知识无法离开人和人的身体独立存在。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宣告发起一个运动,让大家正视我们人类生活、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些东西是跟我们共生共存,一直繁衍到今天的,就叫做“伙伴物种”。

生涯一蠹鱼

《访书姻缘》这篇文章谈到,为什么淘旧书能带给人那么多乐趣呢?首先是有一种捡到便宜的心理,旧书的定价往往不过新书的一半。其次,从精神上说,会有一种奇怪的缘分。天天逛旧书店,偏偏那天没去的时候有一本好书散出来,被别人得了去,那就说明这本书跟你没有缘分。买旧书总会有很多遗憾,要抱一种随缘的心情,得到了固然高兴,得不到那就由它去吧。

搜书记

而“淘书”这个词用得太多了,他宁愿叫“搜书”,更顺耳一些。他说写这本书首先是想解决一个所有爱书人都会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买回来的书要远远多于读过的书。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明明买的时候准备好好读的,可是大多翻都没翻就堆在那儿了,挺不像话的。

书店风景

当时的美国社会比较保守,认为这样的禁诗伤风败俗,但是经过激烈抗争,最后费林盖蒂胜利了。从此,费林盖蒂的“城市之光”书店就成为美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志,成为旧金山的文化象征。

烽火守书人

每次遭遇战争,文化肯定会遭殃。人的生命都在战争中丧失了,文化还能依附在什么地方?但不可忽略的是,战火过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的重建却离不开文化所起的作用。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最后终于到了《东京物语》里的那座桥,她忽然知道那对老夫妇喟叹的是什么了。他们所感慨的不是什么充满美感的寂寞,而是觉得自己现在吃不动了,走不动了,也做不动了,回忆起往事更是一无是处,就是这样而已。

乱来

写作这件事真的要靠才华,并不是书读得越多写得就越好,书读得多只能保证你写的东西基本通顺,不易犯错而已。真正要写好写出彩,还得靠才华。

理想的下午

好的文字总是能打开人的某种感官能力,把世界变得更丰富、更立体。

房间

我们常说,好的文章是你能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但用来表达情感的语言文字是你自己的东西吗?不是。语言文字是社会共同拥有的一种沟通工具。换言之,你写文章的时候,不可能是纯粹自我的表达,一定是透过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公共媒介去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跟语言之间的距离就是你跟社会、集体的距离。

我们平常关心的都是些公共领域的事情,而私生活却是个亟待发掘、直视的巨大库藏,它貌似晦暗、轻薄却指向一种深邃不明,犹如古老石堤拦着的大水,惨绿的早阳停驻在近岸的油光之中。

所谓的精神病人并不只是个人身上发生的私事,更多意味着他与社会的关系。

他引述了心仪的法国思想家布朗肖的话:“所谓写作,就是要发现异己。把思想里面那个不认识的自己发掘出来,写作永远是遭遇一个相异的人。”

吴鲁芹散文选

“因为自己写散文,所以就特别关心散文问题。有篇《散文何以式微》,认为无论西文还是中文,都已经出现了散文式微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打岔’的时代,无论晨昏,都随时有‘打岔’的事和‘打岔’的人。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

笑忘录

《笑忘录》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传记,人们常常说起的一般只是它的第一部,它是由一系列的×××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而其实最有趣的是另一部,是一大群男人想要占有却始终没能得手的女人,那也是一部痛心疾首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如果还有第三部的话,那就是另一群神秘得令人不安的女人,我们喜欢她们,她们也喜欢我们,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占有她们,因为她们与我们的关系处在边界的另一边。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昆德拉写道: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再比如托马斯认识到罪恶的制度并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们所建立的。由于天堂并不存在,积极分子也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我与父辈

作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轰然而起的知青文学都把下乡视为炼狱,把一切苦难简单归结为某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愚昧。知青下乡的确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就一直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几千年来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呢?

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不科学,比如怀疑自己儿子偷了人家东西,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暴打一顿,打完之后看儿子还是坚决不认罪,才想到去问问清楚,到晚上确认他果然没有偷,便“叹一口气,摸摸他的头”。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也许很不文明,但是阎连科却说,他现在多么盼望父亲再好好打他一顿,从前父亲每次这么打他,他都觉得非常踏实。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看上去似乎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说法,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日子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一样,人在单调乏味中无奈地消耗着生命;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则是丰饶富足,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然而到了最后,一个真正懂得了怎么去过日子的人,都是怎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啊。

道德的重量

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并不完全是这个人的性格和本质所决定的,还会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当人内在的道德诉求与他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时,这种矛盾就会变成一种痛苦的折磨。

这里的道德并不是一般社会伦理意义上的好或不好,因为很多时候历史上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可能并不符合人性,比如某一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或对奴隶制度的赞同,在当时的小范围内被认为是好的。

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医疗观念让我们对于内心真实感受了解越来越模糊,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人类已经能够主宰和控制世界,可以改造环境,可以改变社会,甚至一个人的生死都可以用药物来控制。这种把人类心灵的痛苦全都医学化和疾病化了的倾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那就是贬低生命自身的价值。

有光的所在

我不太鼓励大家去读励志书,尤其是那种一味让人追求成功的书,根本不用考虑社会现实和其他人的看法,这种念头其实挺可怕书的自序中引了一段中世纪灵修文字:“先安己心,才能安人心。和平者比博学者更有用处。坏脾气的人甚至好事也弄坏,并轻信人的恶。良善的、和平的人把万事都弄好。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比如为什么儿子骂父亲犯法,父亲杀儿子可以无罪呢?瞿先生提出,中国的法律系统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儒家的核心理念是“礼”,而“礼”是维护社会差异的工具。也就是说,儒家承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和阶级的差别,“礼”的作用不是要抹平这些差别,而是要维护它。所以才会有种种贵贱、尊卑、长幼之分。所以“礼”的真正意涵就是差异。

可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秦王朝二世而亡呢?秦朝是以法治国的,而且是严刑峻法,但瞿先生认为这种严苛的法律没有适应乡土民间的需要。后来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中国的法律出现了两点特色,一是关注家庭和家族,二是维护阶级差异。

中国有一句老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庶民老百姓是不用讲礼的,只要用刑法对付他们就行了,而对士大夫阶层不可以用刑。因为在那样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对士大夫动刑法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上层群体的侮辱。

身份与暴力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你是北京市民,你是一个外企职员,或者你是一个苗族人。但这个世界奇怪的地方在于,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的众多身份中只有一个是最重要、最具优先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身份决定了你的世界观、待人处事的方法以及你在社会上的某种地位,甚至也决定了你跟别的族群或身份的人有怎样的区别。

不能有任何一个身份应该被认为是最优先的,因为我们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能够被一种身份垄断吗?如书中所言,相信一种身份能够垄断我们,其实只是有关命运的一个幻想而已。

常常有人说,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必听从别人的意见。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牢笼或命运的幻象。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左派首先要具备的素养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精神。左派在英文中另有一个表达:Progress,是进步的意思。左翼人士常常被认为是进步分子,因为他们总是对当下的社会状况提出质疑并想要改变它。

有钱有势的商人甚至可以通过媒体影响政府,让政府实施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或路线。就这一点而言,作者认为西方媒体其实很不客观

他认为像我们这些自称是文化人的,只不过是垄断或占有一些文化资本并以此来为自己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而已。

认为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没有独立精神了,我们的表层政治、经济理论、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和价值基础都来自于西方,甚至连纪元都在用西方的。他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时间而感到悲哀。

河清所推崇的布尔迪厄这些西方左派大思想家,常常会批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或精神价值观,因为很多情况下那都是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或部分精英制造出来的控制民众的工具。但是作者面对中国类似的问题时,却好像遮起了半边眼,视而不见了。

(主讲 梁文道)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休斯认为,这也是今天中国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某种态度:我们可以跟大家做生意,可以跟大家保持经济上的往来,但是中国的主权思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不可动摇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尊严是必须牢牢捍卫的。

别对我撒谎

想要写好一份调查报道,通常需要记者具备几种素质:一是专业能力,文笔需有相当功力;二要足够敏感,能够从一些细节推敲出整个事实全局的拼图;三还要有勇于挑战主流认知,挑战社会共同的成见;最后,你还要有耐心。

临终者的孤寂

但其实,死亡并不是这样的,死亡没有什么秘密,它只是人生的终点,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压抑死亡,我们的孤独感也许会减轻很多。

浮生取义

而委屈和冤枉是不一样的:冤枉属于公共领域,比如被官府冤枉或者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委屈则常常是自己在家庭中所依赖或预期的某种关系没有得到实现和满足。

“过日子”的概念本身不附加任何的好坏善恶,可它又自然区别于西方人假定的那种赤裸裸的自由的生命观念。中国人认为,只有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尽到了,才叫日子过好了,才会得到道德上的满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人观念里的重要性。

因为一个人维护自己人格上的尊严,有时候可以与道德上的善恶无关。他可以通过干坏事来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如果他对朋友慷慨仗义,在当地乐善好施,修桥建庙,他依然能够受人尊敬。然而,小老婆的背叛却是他无法承受的,觉得丢尽了面子。

想开是一个人很明智,知道什么是“过日子”,也就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寿终正寝,能够在各个阶段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这中间当然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烦恼,但是一个真正“想开”的人,不会为了所谓的尊严和人格盲目地放弃生命。他能够深切洞察人生的终极意义,安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

要完成这个过程,仅凭个人聪明是不够的,还要靠那套叫做礼法的东西。所以作者建议,礼法秩序的教育最好还是像以前那样,重新回到中国的家庭和国家的责任范围中来。

孤独六讲

蒋勋先生开宗名义就说,孤独没什么不好的,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不会发光,而孤独是饱满的。

一个人感觉到孤独只能说明他的人生不够完整,如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又怎么会有孤独感呢?

荒谬代表着不合理,生命中的荒谬情景恰恰是激发人思考的最好时机。

所以受过西方启蒙教育的孙中山在临终前谆谆告诫,如果民众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就谈不上社会的繁荣,国家的强大。

思维需要环境,它不可能在万众欢呼的嘉年华会上出现,它需要的正是孤独的状态。只有从人群中走出去的孤独者,才会产生独立的思考。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怎么喜欢孤独的,我们害怕“枪打出头鸟”,混在群众里反而觉得安全。

本质或裸体

假如我现在对着镜头把衣服脱光,这叫“赤裸”;而如果有人要画我或拍我的照片,并且是经过考虑的,那才叫“裸体”。所以,“裸体”并不是没有穿衣服,“裸体”其实是穿了的,穿的是什么呢?是艺术家给他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氛围。从这个角度看,“裸体”不是一个生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中国人并不追求本质的不变,反而认为人是在自然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人与身边所有事物的关系也在变化中。所以中国的人物画更强调衣袖如何飘动,衣服的皱褶和线条怎样体现出一个人的气质。

“气”是看不到的,可是中国的画家偏偏要把它画出来。那些画只想捕捉过程中的一个局部或瞬间,而不是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中国画中的人是不能脱衣服的,只有透过他的衣服和动作的变化,才更能表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就是中国艺术关于人体的观念。

碧娜·鲍什

我们总是很关心他们怎么跳,却从来不关心他们为什么跳。难道艺术不正应该从这种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吗?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

虽然瓦格纳有反犹思想,但并不表明以色列人就不能听他的音乐。因为音乐太复杂了,正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有作者的某种政治倾向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却不能把这个作品的一切都还原到他的政治立场上去读解。

因为我们都觉得现在的生活出了问题,对今天并不满意,因此才想回到过去。而这个对过去的看法,又怎么可能百分百就是过去的人所看到的过去呢?

够了!创意

但物质其实不只是工具,它是有象征意义的。比如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可以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我们常常会赋予物质不同的意义,这往往可以通过一种命名来实现。

贾想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歌手跟鼓手,看到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市井的巷陌里面他们怎么样生存。然而这些东西在后来的中国电影里面却被淡淡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拍一些宏大的、集体的东西,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里,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世事。”他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一直强调要拍出那种无风无浪、庸庸碌碌的人生,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他历年来的电影里经常看到的东西。

(主讲 梁文道)

禅与文化

季先生的研究也让我们发现,如果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去考查,也许各种宗教的戒律莫不与某种风俗有关。而任何宗教一旦进入到一种文化里面,也一定会与当地原有的文化习俗融合,适应它并发生相应的改变。

不生气的生活

文化界也有很多人喜欢掐架,彼此都很恼火。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其实只有保持足够的理性,才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哪怕是在社会运动中,也要保持冷静,不去憎恨任何人,包括你所反对的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还有一句,“头上是天,就不能怕下雨;生而为人,就别怕批评。

大部分时候,愤怒来自于无法忍受别人的批评训斥或诽谤谣言。换句话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并且一直认为这个认知是对,而别人批评和毁谤完全违背了这种自我认知,因而愤怒无比。但是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你心目中那个不会犯错的完好自我就是大家眼中的你吗?

因为对方竟然在你身上花这么多时间,成了你全方位的照妖镜,试图从各种角度照出你的瑕疵,迫使你能够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你应该利用这些***去增进自己的修为,甚至那些恶意冒犯你的人都应该成为你慈爱对待的对象,你应努力引领他们脱离自己的贪、嗔、痴。

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社会需要不同意见,因为情况越复杂,我们越是要避免大家都变成同一个大脑、同一种人。

人都有一个共性:我们渴求他人的认同,也倾向于附和他人的意见,因此往往会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压下去。《为什么社会需要不同的意见》这本书中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一个没有不同意见的团体有多么可怕。

桑斯坦教授说,为什么我们会轻易认同他人呢?首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拥有的资讯不够多,很想听听别人的意见;第二,我们缺乏自信,而越缺乏自信就越容易盲从;第三,我们很在意别人是否认同自己,哪怕是在一个陌生的实验团体里面,也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为什么大家都看到几条线一样长,只有你看到的不一样呢?这种担心和忧虑难免会让你放弃最真实的感受,屈从于他人的意见。

《黑天鹅》

没去过澳洲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遭遇了第一只黑天鹅,他们的观念彻底改变了,这就是“黑天鹅效应”。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是一种离群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带来令人惊诧的重大改变。

但是塔勒布反感这样的说法,认为钟形曲线的焦点完全放在了普遍事件上,而忽略了离群事件。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不再是钟形曲线所能概括的平庸世界,它变得越来越极端。

The Shallows

互联网影响我们的大脑构造,使人类不再习惯像从前那样做深度思考,而逐渐流于浅薄。

可是经过长时间的文明发展,人类好像又返祖了,因为互联网也会不断给人刺激,让人分心,使你的意志和精神跟着外界走。

Born Digital

过去人的档案是一种需要刻意保存才能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特别小心才能不被保留下来。

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今天一个人的身份反而更容易被标示出来。四百年前,如果一个人从乡下搬到城市,就可以完全抹掉他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今天只要开始上网,那么你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在网络世界都会留下痕迹,变成一种档案。过去人的档案是一种需要刻意保存才能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特别小心才能不被保留下来。

REMIX

互联网世界中,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也像这种有来有往的分享关系,当这种关系聚成一个群体比如维基百科,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对它承担某种义务,而我们是不会对当当网承担什么义务的,因为那只是个商品网站而已。

《伟大的失败者》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以为很多重要而伟大的事情都是由成功人物做出来的,这本书却告诉我们,成功人物往往只是比较狡猾冷酷和心狠手辣,相反,很多失败者到最后反而是带着微笑的。

《少做一点不会死》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减少工作,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关键是要做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像那些统筹学家所说的,教给大家同时去做好几件事。作者还发现,当你减少了工作量之后,反而能干成很多你一直想干的事儿。

重要的不是如何提高效率,而是为什么提高效率?作者说,多工种往往效率不佳,因为每多一个新工作,你就多一道切换程序,这个程序不仅会造成更大的压力,也提高了出错的可能性,甚至很容易让人发狂。

关键是要把习惯的改变落实到位,最好是执行好一个目标再做下一个。

作者说,其实你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理由可以拒绝,那就是——你的时间宝贵而且有限。

作者建议我们,最好不用一整天都开着电话,把手机、电话铃声关掉,每天集中看一次谁找过你,用半小时回复他们。电邮也隔天查阅一次,回复必要的就行了,不必要的呢?干脆删了它!

《无神论的灵性小书》

尽管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依然认为宗教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遗产,它酝酿出来的种种美好的东西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作者又说,一个人并不是需要皈依宗教,才能做个好人。难道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懂得诚实比虚伪重要,勇敢比懦弱重要,慷慨比自私重要吗?如果没有神的存在,这些道理就都要反过来吗?所以他说,人可以没有信仰,但不能没有对生活的真诚与虔敬。

作者的观点很接近自然神学,认为大自然和宇宙本身充满了奥妙,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日常状态之外的超验感受。

我们可以有灵性生活,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圣事物的存在,而这些东西是整个浩瀚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带给我们的。我们即使不去接受一个创造了万物的神,也可以在宏伟的神庙前赞叹演化的奇迹,在面对大海的时候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无垠带给我们的震撼,那是一种无限超拔的升华感。

《诗·语言·思》

海德格尔曾对艺术下过一个定义,认为艺术就是让事物及其存在得以呈现。艺术不是去创造一个东西,而是让本来就存在的明明白白、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一座桥的出现,就使得河流、河岸以及它们所联系的那片土地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人在桥头,大地在下,天空在上。人是短暂者,而这个世界上种种不可知的神秘之物,则被叫做神灵。在这个场景中,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元素同时出现了,那就是诗和艺术。

人的居住是把整个世界完全在我们身边敞露开来,因此它是一种艺术,艺术就是让世界展露出它原来的样子。

《疯狂实验史》

第一,是动物持续呈现本能行为;第二,肯定或否定的结果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动物重复这种行为的可能性;第三,这个结果也会受环境影响。他在实验过程中设计了很多变化,通过奖励和惩罚,动物学到的花招也越来越多。

他的经验是不要期望动物一下就达到总目标,而是把它拆解成十几个小目标,一步一步鼓励它慢慢学。这套理论后来在教育学上有很大影响,现在还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式教小孩,通过一步一步的小目标改变他的行为,这就属于行为心理学。

《如何帮地球量体重》

数学家哈代说过,实验之美就在于它能够显示事物深层次的东西,让它所含的元素开口说话,并改变我们对它的认识。

《史上最美的十项科学实验》

在作者看来,一个实验的设计和执行必须简洁优雅,才能称之为美。

《利维坦与空气泵》

科学家也是社会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他们的科学研究难免会受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影响。

演绎法的缺点是,如果一开始这个定义就有问题,就算中间的步骤逻辑再怎么合理,推出来的结果仍然可能是错的。但是归纳法的问题更严重,它从大量的事实中推出一个好像客观不变的规律,却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事实是否永远如此。

波义耳通过实验证明他找到了真空,但霍布斯认为空间中一定会有东西存在,不存在玄学意义上的真空。就这个意义而言,波义耳坚持以实验为本,是将现代科学与自然玄学分开的第一人。

以波义耳为代表的×××学会认为,科学研究一定会有争论,但这种争论应该在事实范围以内。我们不谈玄学、不谈神学,也不谈政治,但是我们会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进行谦卑的争论,并期望它最终在共识中得到解决,这种共识才是社会秩序安定的基础。

《寻求哲人石》

炼金的过程就像修道,当一个人突然看穿了世界的表象,并且通过研究物质的变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也就“得道成仙”了。

哲人石介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它所代表的其实是炼金术士们的一种理想。他们要在物质世界中提炼出一种高纯度的精神状态,通过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发现那个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能用密码谱写的神秘秩序。那也是一个超乎我们感官之外的,只有真善美存在的完满境界。而哲人石就是能够从物质世界进入这个神秘世界的东西,它以物质形式向我们显现出来。

炼金术士们找到了与基督教的新的对应点,炼金的过程被与救世说联系起来。耶稣基督是要拯救世界的,而炼金术士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物质世界,于是炼金术就在西方文化中得以保存下来。

炼金的过程就像修道,当一个人突然看穿了世界的表象,并且通过研究物质的变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也就“得道成仙”了。这是炼金术与化学的最大区别。

《周期表》

原子总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停地变化中。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世界,你会发现,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貌似“冰冷”的科学也可以用人文角度去贴近,在故事中获取鲜活认知。

《来自水的信息》

美丽的语言和文字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丑陋的语言和文字则会导致更丑陋的世界。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就有过类似的阐述,他说眼前的一滴水里面,可能包含有十万八千个生命。在一个没有显微镜的年代,对世界的感受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的确让人震惊。

因此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信息套着一个信息,一个能量接着一个能量,谁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

《大王书》

明明是一个邪恶的征服者,但他看到生灵涂炭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一声叹息。

《黑暗物质三部曲》

但是普尔曼决心打破所有禁忌,他认为儿童和大人其实只是年龄和人生经验、阅读经验的区别,给大人看的东西,小孩子未必看不懂。

《地海传说》

世万物都被赋予名字是一件震天撼地的大事,连鬼魂都要为之哭泣。所有的东西被命名也就意味着能够被人类所认识和操纵。而《地海传说》中出现的最有颠覆力的东西,是真名没有诞生之前的那种力量,叫做“太古力”,这种力量来自于大地。

《哈利·波特》

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学校环境中度过的,这一阶段他只读书,不工作。这个传统形成后,文学上也就相应出现专门为这一阶段的儿童所写的故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类型。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蒂皮似乎有种本能,可以让各种动物都对她放下戒心。有时候我们对野生动物很提防,其实动物也害怕人类,让野生动物对你放下戒心是更困难的。

《镀金中国》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有一句名言被用滥了,却总是非常管用,那就是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倘如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会经历和目睹一些与表面的辉煌数字并不相符的东西:大学成了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成了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社会上人人渴望成功,脸上挂满了焦虑的神情;互联网上褊狭与愚蠢泛滥,人人以言谈粗鄙为荣,除去实际利益什么也不相信……而最重要的一点,人们都已经丧失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也不再相信生活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对善良、正义、理想、尊严、勇气这些人类的基本情感一律采取漠视态度。这是作者近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后的总结。他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飘移中国》

很多人的撒谎体验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经验大概是从写情书开始的。

《中国怎么想?》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重要而深刻的争论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像是一场由代理人来打的战争。所以,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会为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窗口。

新左派认为国内消费能力只有在人民感觉安逸的时候才会上升,所以需要用社会福利来保证人民不受疾病、失业或养老问题的困扰。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内很多政策路线都受这种思想影响,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新左派是反对民主改革的,那就大谬不然了。

20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和独裁政府之间还有个二分法,人们认为经济改革有效,可以晚一点再来谈改革政府。现在我们面临的许多经济改革的问题,都需要政治改革来矫正。

潘维更赞赏市场改革议程,坚信法治比民主重要。他认为,法治源于对人的不信任,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而民主则根植于一种信念,那就是选举终究会选出好的领导人,而不是相反。通过以上介绍可以了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很“左”的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并不那么“左”;大家认为很“右”的学者,也没有那么“右”。这个二元分法显然太不恰当了。

对此类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马克·里欧纳德有一个比喻:厨师你没办法选,也没办法换,但是你要什么菜,随便你点。

《中国不高兴》

过去我们总是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问题,好像凡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就都是反对民主的,凡是喜欢民主的人就都崇洋媚外。老实说,这类说法不大能站得住脚。

《中国意识的危机》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思维,“全盘西化”恰恰是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主张。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抗战意志要结合整个现实环境,不能凭空来看。

《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从某种程度上说,容闳是第一个把现代思想传播到中国的人,他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

而容闳与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中山是一个全职革命家,容闳最重要的影响是在教育领域。

《读书随笔》

关于读书,伍尔夫唯一的建议是希望人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要听任何指引,只凭借着天性,用自己的头脑作出最直接的结论就可以了。

当然想要让结论更客观些,最好能够同时用两种对立的态度。伍尔夫说她在阅读的时候,会假定自己是两个人,既是作者的同伴,又是这个作品的审判官。作为同伴应该是宽容的,而且不管怎么宽容也不过分;而作为审判官则应该是严厉的。这个说法比较新鲜,其实我们在阅读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阅读自己的内心。

因为生命的来去自有它清晰的脉络,我们无力抗拒。

《达尔文,他的女儿与演化论》

傲慢的人类认为自己是一项杰作,能够与神攀亲附贵。我和那些谦卑的人则相信,人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

人类还是需要道德,只不过我们可以不再相信,这是人类独有的、上帝赋予的神的印记。

《被遗忘的士兵》

老百姓是天生反战的,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没别的,只有鲜血、眼泪和死亡。

《为当下怀旧》

香港的身份认同是殖民地,对殖民地最重要的不是祖国或家乡,而是那个被剥夺的创伤。换句话说,殖民体制是一个创伤的体制,所有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第一个基础是一群被创伤过的人。

《屋不是家·混声合唱》

所谓的家并不是那间屋,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城市里,享受着必然的寂寥、空洞,尽管光线明亮。

《金色笔记》

假设人格是一圈一圈的洋葱,在一层一层剥开之后,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最实在的内核。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写日记的经验,这个自我就不那么敏感,甚至不会有这个自我。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用日记去记录一个真实的自我,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写日记,才创造了一个自我。

《特别的猫》

在我看来,它们所看到的东西跟人类想的并不一样。当它们一连花上好几个钟头望着阳光中飞舞的尘埃,它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因为动物和我们很接近,我们能够把它们拟人化,但它们终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里到底有什么,谁知道呢?

《中国套盒》

略萨会使用很多花哨的技巧使故事的结构具有丰富的层次,这种结构小说的方法就像中国古代的套盒一样,拉开一层小抽屉,底下还有一层,每层都可以装点什么。小说的叙事也是如此,你可以在一个故事中再加进另一个故事,它们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故事中的故事,是一种迷人的互相影响的联合体,具有意义模糊复杂的共生效果。

《西夏旅馆》

小说家很在乎一样东西:经验。我们常说,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似乎一位作家的生活越是不堪,越是坎坷,就越能写出东西经验同时是一种主观感受,需要有一套框架去把生命中遭遇的事情承载起来,理解它,辨别它,使之成为有意义的事。

《笑谈大先生》

首先要了解他是个异端,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心、参与而背弃,就因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Freedom from Fear

我们在很多电影或新闻上都见过这样的人物,他们高高在上,充满了魅力,并且自信。

但是在同样的情形下,如果你能保持一种柔和、谦虚的态度,甚至面带微笑、柔声细语,那你就不仅是一位群众领袖,而且是精神领袖了。

恐惧是什么呢?作者以她自己的亲身亲历说,很多国民都害怕如果说了某些话或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失去工作、财产、家庭、自由,甚至一切呢?这种恐惧感导致你没有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观念。当恐惧渐渐***你的身心,甚至会让你觉得那些本来正确的东西根本一文不值,最后完全颠倒了是非判断,恐惧败坏了你的心灵。

如何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昂山素季说,任何革命都必须是一场心灵的革命,这种革命首先培养出的是一种勇气,很多人以为勇气是种天赋,其实它也是通过后来的努力培养出来的。我们应该培养一种习惯,就是在作任何决定时都不要被恐惧左右;否则,你就只能腐坏掉了。

《三体》

宇宙变成了一间没有边界的空旷展厅,群星都像幻觉,飞船是唯一的展品。这种心理模型可能带来巨大的孤独感。

爱情小说、魔幻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间谍小说,还有中国的独创文体——武侠小说,写作这类通俗文学,也必须像匠人一样把技艺越磨越精。当这类作品写到近乎完美时,有时候就会跨越类型小说的局限,进入一般所谓的严肃文学。

同样,刘慈欣也在书中建立了宇宙文明的规则:“宇宙社会学”。其基本原则是: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就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宇宙中的无数文明就像猎手一般埋伏在黑暗中仔细盯着,看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文明出现,如果有,就先下手为强把它灭了。

《用物理学找到美丽新世界》

如果动物不需要经过事先谋划,也不需要有一个领袖去指导大家,就能产生这么有秩序的行为,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某种类似的法则在幕后支配着我们?

甚至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那些生物行为也存在于非生物世界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于现实生活,在运动场宽大的入口中间加一根柱子当间隔,它就可以同时成为出口和入口,人群会很自然地从柱子的一侧入场,而出场的则走柱子的另一侧。秩序就这样自然而然、无须商量地出现了。

《连结》

也许你在夏天的夜晚见过萤火虫,如果仔细观察,这群小东西闪烁的方式就像经过协调一样,懂得集体发光。这就好比我们去听音乐会,听完大家一起鼓掌,开始总是几个人拍手,而其他人的反应是跟上去,最后形成一片听起来颇有规律的掌声。

格兰诺维特由此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强弱,有些人之间的联系叫强联系,比如你跟父母、太太的联系,密度很高,关系很好;而你每天出门,楼下那个与你只有点头之交的保安和你之间就是弱联系。一般来讲,大家会看重强联系,忽略弱联系,但是在刚刚所说的传信过程中,你会发现弱联系更重要。

弱联系的强大力量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你想找一份新工作,找身边的熟人打听反而帮不上你什么忙,因为他们和你的圈子差不多,很难给你带来新机会。假如你去找一个五六年没见过的中学同学,或者找一个认识但平常不大往来的另一个圈子的朋友,这时候弱联系就跨越了交际圈子、生活群体地理位置,找到一个你闻所未闻或者过去不容易接触到的新工作的概率反而变大了。

《基因或教养》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上绝大多数母亲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从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的。一般来说,她母亲从前如何对待她,她将来也许就会这样对待孩子。有些人也许有反省能力,觉得自己小时候受的家教不完美,甚至有些扭曲,这时候她们就想求助专家,或是阅读家教指南了。

她认为父母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子女的人格,而且人格不是自始至终毫无改变的。比如,一个小孩在家里会有一种行为特质,面对父母很听话很乖巧,可是在学校里又会体现出另一种行为特质,也许变成非常凶暴的人。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格会有不同的表现。表里不一,其实才是正常的状态。

说明父母从小把孩子教育好,并不能完全保证孩子长大后不变成“黑社会”,因为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她的假说:“会构成我们性格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有三种心理认知类型:第一类是要懂得经营关系,第二类是要变成社会化的人,第三类是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赢过你的对手。”

接下来他还要进入社会,学习文化,适应自己的团体,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出现了:竞争关系。最主要的是,如何找出自己的长处、别人的弱点,让自己做出与众不同的事,从而区别自己和他人。这最后一层关系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尽量在团体中避免表现得与众不同,是为了有利于社会化;但是我们尽量想和别人产生差异,是因为我们要找到自己独特的地位。

《宅兹中国》

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然而民族国家如英、法、美、印度、中国、日本等,都不过是最近两三百年诞生的,古代人是没有这些观念的,所以今天我们撰写的法国史、英国史、中国史只不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是从现代已有观念。

葛兆光认为,亚细亚主义背后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绝不是单纯的思想和学术主张。我们太强调东亚三国的共通点——都生活在汉字文化圈,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影响,却忽略了三国的差异,而这差异之处正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说,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有三种:deep,broad和simple。也就是,深沉、博大、淳朴。他甚至说,如果大家都来研究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深沉起来——美国人很浅薄;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英国人有些小气;德国人将变得淳朴——德国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

这三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性格

辜鸿铭说,其实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赤子之心,我们都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的生活。

《万物》

中国人向来喜欢讲“师法”自然,却并不像西方写实艺术那样去“复印”自然,它更注重掌握自然的法则。自然创生万物的法则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看一棵树,其实每一片树叶看上去都差不多,树枝和树干也很相像,但是我们很容易分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的区别。虽然它们的组合成分差不多,但组合方式千变万化。

问题是,如果中国艺术真的那么喜欢模式化,它的书论和画论为什么又强调自然本性的流露呢?事实上,书画艺术的学习都会先经历一个漫长的模仿阶段,书法的碑帖和国画的画谱是供人模仿的样板。只要掌握了各种笔法,或者把画谱中各种山石花鸟的画法学到手,就能拼凑出一张看上去还不错的书画。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对作品中流露出的自然本性更加看重和向往,并将其视为创造力的象征,因为它是对模式化文化生产方式的反叛。

《礼仪中的美术》

在各种各样的仪式中,艺术会发挥很大作用,它不仅关系到美丑,甚至还有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

《孔子的乐论》

如果说礼是善的话,那么乐就是美,“礼”只能规范个体的行为,而“乐”能够把所有的“礼”都统一起来。“乐”是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潜藏于人心中的东西。当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悲喜,将自己的感受与他人的心意打通,并以一种悲悯的态度同情关怀天下所有人的时候,那便是“仁”。

《秋籁居琴话》

因此,一个人的古琴弹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在于技巧,更在于他的修养和禀性,它甚至是一个人人格的体现。

《曼德拉的礼物》

在他看来,个别议题的重要性不如民主过程的运作本身重要,虽然个别议题输了,但让民主制度得胜更重要。可以想象,做到这一点,需要多么宽广的心胸。

没有那么残酷。

当然这种态度曾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太天真了,是软弱的表现,是对敌人罪行的姑息。但是曼德拉相信,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哪怕是你的敌人,也可以在你的激发下显现出善良本性。

《狱中书简》

我们对他人负有责任、怀有同情心这一点已经超出了自我意识之后的那个自我,是比自我在逻辑上更早存在的。

在监狱里,一个人只能不停地面对过去和回忆,因为眼前没有什么新东西,未来也只能是编织的一些幻想。

存在的根源与现实世界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处境,而是相互联系的现象,人的存在与这个世界是完整不可分割的。

《致D情史》

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森林日记》

能保持一种真正的谦卑而不是伪装做作,这种品质非常重要。

伦敦的崛起

他认为商业社会需要由多数人同意组成的政府来保护拥有的财富,可是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政府不能逾越这个底线,否则人民有权把它换掉。

The Traditional Shops and Restaurants of London

它欣赏自己生产的物品,欣赏自己所卖的东西,把买卖当成一门很重大的事业来经营,不只是为了赚钱。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

英国人并不是为了谈天气而谈天气,而是一种想跟你认识或对谈的开场白。英国人的核心特征是“社交拘泥症”,不知道怎么跟人聊天,跟你谈天气的意思是说我们聊聊天吧。

英国人认为,人际交往要遵守猜测规则,如果一个人不说他的职业,不说他是否已婚,你不能直接问他。怎么猜呢?如果他问你,你来参加晚会要走很远吗?其实是问你住哪里。问你有孩子吗?是想知道你婚否。英国人对这套文明礼仪引以为傲,对直白的美国式文法嗤之以鼻。英国人嘲笑说,美国人会把离婚、子宫切除等个人信息在五分钟之内全告诉你。

英国人可以跟你交流一些亲密话语,但双方必须互惠往来,他把隐私告诉你,你也应该把隐私告诉他。如果他跟你说他身体不太好,你不用安慰他,只需说你身体也不好。最能反映民族性格的是英式幽默。

Dinner Is Served

比如吃生菜沙拉,有人说贵族有八种专用的叉子,Arthur Inch说不对,这是中产阶级想强调自己有品位而瞎搞出来的,真正的贵族不管这些。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作者告诉我们,“体育”(athletics)和“运动”(sport)是不一样的两个词,前者才是本原性的概念,才是奥运会原有的精神。

自由

一些很偶然的原因会促使你迈出第一步,然后一步一步把你推向无可挽回的境遇。

痛苦是会遗传的,如果人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爱,不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长大后也就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子女相处。如果不去反省的话,只会将仇恨投射到外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战后责任论

战争责任指的是当年日本发动战争,要对历史事实和战争失败负责。到目前为止,日本对那场战争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此,很多人都在反省为什么会打败仗,而不忏悔要对受害者负什么责任。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中国人不应针对一般的日本人,因为大部分日本人跟当年参战的那些人没有关系,当年的罪责主要应该由那些疯狂的军国主义者承担,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很友好的。接下来的结论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我们应该放下歧见,共谋和平与发展。老实说,我非常讨厌这种论调,因为它忽略了日本人的战后责任。我非常同意不要仇恨日本人,我甚至相当喜欢日本人,也有不少日本朋友。但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日本国民可以不用对过去的战争负责。我们中国人身为受害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出于廉价的、功利的甚至政治的理由,推却追究日本战后责任的责任。

走出中世纪二集

从清朝一直回溯到秦朝,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的只是君王之学,不是真正的国学。真正的国学是讲革命的,要打破朝廷与政府不分、朝廷与国家不分的君权垄断。

寂寞者的观察

一个作家当然不能无视周遭种种苦难,不能不管所处社会或时代,甚至应该勇敢地介入,但介入的方式不是说你写很多道德文章就算完成作家的责任,那顶多只是完成你个人的道德责任。

作家想跟时代发生关系,需要找到一个特殊的门径,而这个门径应该跟作品本身相关。但今天很奇怪,我常常看到一些评论说,这部作品很伟大,它表现了什么东西,体现了什么精神,内容如何深刻,却不太谈作品本身的语言如何、叙事结构如何、写作技巧如何。

在对曼杰斯坦姆的解读中,凌越说了一段话:“诗人唯一真正需要对抗的是陈词滥调,当然如果你坚持对抗陈词滥调、坚持美的逻辑,那么所谓败坏的权势你迟早要触及,因为它们正是陈词滥调的最大主顾和拥趸。但这个顺序决不能颠倒,否则你会从诗人变成一个散文家,最坏的时候难免要堕落为政治家。”

舍我其谁:胡适

在他眼里,私下怎么做人,公共领域怎么做人,二者要一致。

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创校者之一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几年我们喜欢谈论大师,因为现在没有大师了。清华现在有的是“大官”,跟梅校长那个年代有“大师”的清华颇为不同。

茶可道

中国的爱茶人,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绿党,历史悠久,人多势众;一边是乌龙党,一旦加入,忠贞不二。我跟潘向黎一样,两边通吃。虽然我也常喝绿茶,不过更倾向于乌龙党。在中国历史上,乌龙茶其实是一种很新的品种,直到清朝才兴起。很多人觉得它味道太浓、太苦,像中药一样,不太喜欢。

其实,“茶礼”是聘礼的意思。不管男方的聘礼有没有茶叶,都叫“下茶”,如果女方接受了,叫“受茶”。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送人“茶礼”,等于不断给人下聘礼。

茶之书

在茶道大师眼里,与自然相容就是最高层次的洁净。

茶道的开始:茶经

喝茶其实不能抛开它的物质性,而空谈其审美价值。喝茶,喝的是茶,尝的是茶,品的也是茶。

日本茶道过于重视仪式,讲究审美,几乎摒弃了味觉品尝的愉悦,不考虑茶叶本身的品味,可谓“无茶之道”。

隐居·在旅馆

现代人生活在都市,放松身心成了一件很昂贵的事。

旅馆达人

酒店不是越贵越好,有时得看你碰上什么人。

退房之后寄存行李那段期间,到底算不算旅馆的客人?不出事的时候,当然是贵客;出事之后,翻脸不认人。

Hotel: An American History

一个普世的好客之道,是人类能够永久和平的前提。

这种文明感受掩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殖民者是来掠夺资源的,掠夺者却装扮成文化的教育者、无私的奉献者,很令人讨厌。

我爱偷窥

我们想方设法让别人认识自己,即使是以浅薄、淫荡、放浪的面貌出现也在所不惜。

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观赏数百万陌生人的生活,我们还邀请陌生人研究我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我称此现象为‘偷窥文化’。简单说来,我们是一群痴迷的名人崇拜者,设法吸引人们注意,但我认为不止如此,让自己被大众消费,目的是让我们开心,让我们与大众接轨,得到归属感。”

overshare(过度分享),描述这种自我揭露过多个人资讯的现象。

隐私不保的年代

没有隐私,我们就没办法畅快说出坦白的话,言论自由可能也就不存在。

作者丹尼尔·沙勒夫引用一位法学教授的话说,名声是一种财产,有时可以兑换成直接可见的利润

在互联网时代,谣言散布的范围和强度永远大过你对谣言的澄清。这是人性阴暗的一面,我们都喜欢听谣言,宁愿听一个明星的性丑闻,也不愿相信原来它是假的。

有些法官认为,一个人隐藏不光彩的私人隐私,无异于商人隐藏商品的瑕疵。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网络上大量流言蜚语真真假假,我们愿意下功夫去核实吗?通常我们不会去追究真相,甚至认为就算有些东西是假的,那又如何呢。

丹尼尔·沙勒夫指出,隐私并不只是保护人们从事不合常规的性生活而已,隐私还可以让人们对可信任的人透露不受欢迎的意见而不用担心社会评价或遭受***;如果没有隐私,我们是很难诚实表达意见的。

不保护隐私,有时候就是不保护言论自由。没有隐私,我们就没办法畅快地说出坦白的话,言论自由可能也就不存在。

搜索引擎没告诉你的事

大家来来去去看到的东西,都是跟自己想法差不多的人说的话。

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的意见很难进入我们的视野。

换句话说,这样一群朋友提供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们永远不知道圈子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你不是个玩意儿

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

很多人说互联网时代产生了很多创意,拉尼尔认为这些人搞不清楚一级产品和派生产品的区别。一级产品是指那些很有原创力的作品,而派生产品就是我们常见的“恶搞”——很多人会昧着良心说这种恶搞多有创意。

我们的防火墙

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

学者提醒我们,要警惕搜索引擎的霸权扩张威胁:由技术权力的合理追求转向经济权力的贪婪追求,继而转向社会控制力的越界追求。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网民通常很自律,会互相举报。所以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

《莫言讲演新篇》

不要相信作家的传记,更不要相信作家的自传,作家所有的秘密都在作品里。

《我与地坛》

史铁生经常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想了几年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当我们把写作的目的说得太高尚,就很容易堕入一种陷阱:你自以为写了一些对社会负责的东西,于是你给自己鼓掌,甚至因此骄傲起来,渐渐偏离了原先设定的目标。比如你说是为了人类、国家、民族而写作,其实往往到最后,你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这是一种自大,一种自恋,一种骄傲。

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小说家明明是在讽刺社会现实,但在政治的高压下,他们又会特别强调这些只是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帕慕克看来,小说的缺陷在哪儿呢?用哲学讲法就是“saying”(说)与“showing”(展示)的区别:小说能说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展示出来,不能让一个活生生的物品呈现在你眼前,使你看得见、听得见、闻得到、摸得着甚至舔得到它上面铁锈的味道。他认为博物馆对小说而言是一个可以对照、弥补、展示、使之物象化的系统,而小说保留的则是我们对于这些物品的组织方式,以及我们日常生活说话的一些方式,比如19世纪末的人日常说话的语调、口吻、俗语等。这些东西不在任何典籍中记载,只在小说中保留,恰如博物馆保留物品一样。那么,有没有一部小说既能展示物品,又能诉说围绕着这些物品的故事呢?有,那就是帕慕克的另一本杰作《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

至于书名为何叫《纯真博物馆》,我想不仅因为爱情是纯真的,当一个国家处于前消费主义时代,那种对物质粗糙的、笨拙的、幼稚的态度也是纯真的。帕慕克为那样的年代写了一部小说,为那样的年代建了一座博物馆。

《白色城堡》

那些笨蛋“因为‘笨’,他们看到了头顶上方的星辰却不去思考;因为‘笨’,对于要学习的事物,他们会先问有什么用;因为‘笨’,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细节,而是大概;因为‘笨’,他们都一个样,诸如此类”。

《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往往建立在想象之上,好比现在流行问你的理想对象是什么样的?理想对象就是虚构出来的,然后试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能够套进这个模子里的有血有肉的真人。由于理想对象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所以很多人总是心怀遗憾,爱完一个又一个,经历一次又一次,仍在寻觅途中。

理想对象从哪儿来?根据这本书的暗示,就来自那些通俗的小说、影视剧,我们看了大量这种东西,然后拼凑出所谓的理想对象和理想关系。

《心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头小兽,当我们做了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情,它会折磨我们。

恐惧是这本小说的重要主题。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头小兽,当我们做了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情,它会折磨我们;当我们过分恐惧时,它又会冲出来将很多东西改变。赫塔·米勒试图告诉我们,当人生活在一个建立于恐惧之上的政权底下时,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正常,所有东西都会被扭曲。

正如她在小说开头所言:“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为什么呢?想想我们的语言是怎样被污染的。

《然而》

如果不是暗地里早就意识到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能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而不被彻底击垮呢?人生如梦,因为世间所有的遭遇都已在梦中经历过。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Pi获救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前来调查海难的日本人听,两个严肃的调查员当然无法相信。Pi说既然你们不相信这个故事,爱情同样不可置信,你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句话揭示出整个故事的核心:生命中有太多不可置信的东西,在我们认为可信的范围之外,有无法穷尽、无法解释的广大灵性的存在。

生命本来就像圆周率π一样无穷无尽,任何形式都容纳不下它。

《基地》

“基地系列”发展至此,似乎在表达所有历史决定论都要面对的难题:人类历史离不开个体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个体的性格会影响其行动方向;但宏观来看,似乎冥冥之中历史又有某种规律和模式在不断翻演。

《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这种宿命论的解释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叫“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农民被蒙蔽了,阶级意识不强。

土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诉苦,让贫农诉说备受压迫之苦,整个过程非常仪式化,斗争大会像剧场一样。土地改革和“诉苦运动”一来,原有社会分类方式被彻底打碎,过去农民几代人省吃俭用才能翻身,×××使他们一夜翻身,“诉苦运动”便成为建立国家政权、塑造认同观的手段。

除了社会身份的变化,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在变革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代际关系是“接力模式”,中国则是“反馈模式”。西方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则未必赡养父母,而是着力培育自己的下一代,一代代就像接力赛。中国是父母养大子女后,轮到子女来照顾父母,这是一种交换关系,但不像市场契约下的物质交换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亲情问题和社会观念。

郭于华认为,现在中国代际冲突的重点是:父母强调养育之恩,认为子女回报父母天经地义;子女则注重财物方面,主要看父母给予他们什么东西,以及对他们好不好。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青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底层立场》

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深圳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法律框架、人道关怀”——既然法律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人道关怀。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政府本来就对外来务工人员负有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所谓“人道关怀”是一种伪善。

其次,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得不到保护,是政府的失职。再次,社会保障未能全民覆盖,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福利,也是政府的问题。

农民维权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然而地×××府部门滥用警力去截访,这不是让政府公信力沦亡吗?于先生认为,上访事件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政府若视之为政治问题,就会感到很严重;若看成利益问题,恢复各种合法渠道,使社会底层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产权一旦明确,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有人则认为土地一旦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农民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后,若无其他谋生技能就会很凄惨。这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大问题,主张前者的一般称为右派,主张后者的称为左派。

中国家庭为了生存,可以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动力,哪怕边际报酬近乎零。如果是资本家在经营农场,那他早就不干了。但是,一个家庭不能不干,不然吃什么呢?

黄宗智认为,“二元经济”忽略了城镇较高收入经济与农村较低收入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比如农民进城打工,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相当庞大,城镇的工业、服务业再发展,恐怕亦难全部吸纳。

建立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而不是将土地卖给资本家去搞集约式大农场。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卖掉土地就一无所有,连非正规经济里的农民工都无退路。农民进城打工风险很大,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失业,回到农村还有土地可以勉强度日。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1949年后,新政权面临“人的改造”问题。×××认为旧社会那套道德逻辑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重新树立新道德,推行新德治,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

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于是在庄严宏大的仪式中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

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新政权希望推展新的道德观,然而运动变来变去,以致最终丧失了标准。缺乏理性规范的新德治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只好跟着派系走,残酷地斗来斗去。

《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著名说法: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从中间扩散出去;西方社会则像在捆柴,每个个体是一根柴,一些个体捆成一个个团体,由此构成整个社会。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扩展出去有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然后是亲戚,一直到村里、乡里乃至全天下的人。

《夏村社会》试图告诉我们,传统由血亲、姻亲等人伦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并未消失,只是新丢进了一块“石子”——职业,个体多了一个职业身份,比如老板、自雇者、雇工等,由此构建出新的关系网。在乡土社会里,这两套关系网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影响,形成动态的“差序场”。

《中国在梁庄》

中国农民对政治似乎很冷淡,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梁鸿指出问题所在: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你要他关心生计以外的事情,首先得给他权利;农民真正拥有东西,才会觉得是主人翁,如果你长期只是给他一点好处,他自然只能当个被喂养的孩子。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

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尴尬。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这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历史传统。

《士人风骨》

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士人这三大精神特质,在五四时期有了一个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告别“颂圣文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当时虽是专制政府,高压统治,甚至搞暗杀,但知识分子总体上保持着气节和价值共识

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这种言论具有一定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将一切不满转向洋人。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

《群经通论》

孔子看重的不是文字事实,而是微言大义。因此,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天才”是一种要为之拼争的东西,需要你努力去发现,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他要的不是一种天然的单纯,而是要你努力与自己拼斗,不断认识和雕琢自己,然后成为你自己。率真、诚实乃至天才,都是他拼争来的。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历史学家写自传有个优点:客观冷静的职业精神,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一般人写自传或回忆录往往将过去浪漫化,或者遗忘很多重要事情,以符合叙事主线。历史学家检视自己的一生时,需要把持客观的职业标准,同时注意不过分集中于个人经历的描述,而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样本,观察社会如何造就人。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斯坦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不再残酷的政治制度,让20世纪折磨人类的痛苦不复存在。“开放民主的社会是有疗效的。它们努力缓和痛苦、降低仇恨。”他自认为是柏拉图式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政治总之是尝试支持任何社会秩序,即使只是最起码地,能够降低人类环境的仇恨与痛苦的累积,让隐私与优异均有喘息的空间。”

《自我分析纲要》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行动,比如街头示威、联名上书,其实是在投资声望。

《错不在我》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费斯廷格由此获得灵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认知失调。当人怀有不一致的认知、态度、信念时,就会产生这种精神紧张状态。一个人明知抽烟不好,自己却是老烟枪,心理压力就很大。为了减轻不适感,最好是戒烟,戒不掉就用一套套说辞来说服自己,比如说有些人戒烟之后身体更差、有些人抽一辈子烟也长命得很……

我们很难承认错误,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正确,错的永远是别人。大部分人认为对抗外敌时,政府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政府干什么都是对的。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偏见形成之后,我们将对方的优点当作背景视而不见,只注意对方的缺点。我们对偏见的维持,有时比维持婚姻、友情、亲情还重视。

《怀旧制造厂:记忆、时间、变老》

人们写自传时,记忆似乎会发生变化,并非记忆变得不可靠了,而是一件事情以不同于当年的另一种方式被表述出来。

《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

对付洗脑术,本身就像洗脑。

如果有人被洗脑了,你得给他反洗脑。反洗脑是逆向操作,但程序其实一样

洗脑也好,反洗脑也罢,其实都是洗脑。我们不要过度关注这种事情,否则就陷入古灵精怪的阴谋论。我们动不动就认为是CIA的阴谋,其实可能并无证据。然而对坚信不移的人来说,没有证据则意味着有很多证据。

《我这样一个间谍》

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发现它。

《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宣传是让大部分人弯下脊梁成为顺从者的东西。

其实纳粹的宣传策略够坦白,比如戈培尔有过“大谎与小谎”的比较,认为大谎比小谎更易让人相信,因为小谎易被揭穿。你说市长挪用公款,不如说犹太人正在世界范围内搞阴谋,后者更有说服力。谎言太大就不好证明,很难被驳倒,这是纳粹宣传的要旨之一

政府这么宣传,老百姓到底信不信呢?宣传要有效,始终需要老百姓配合。老百姓未必喜欢那些东西,设法让他们参与宣传活动是最佳方法。当一个人或多或少承担了宣传工作,就算他感觉那些东西是假的,但人的本能让他很难长期说谎,于是慢慢就会屈服直至认同,成为同谋。

强迫的忠诚是表面的,20世纪的强大独裁政权,因为它们的喧嚣与骚动,没能创造出有能力建立一个千年世俗王国的新人类。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大脑操纵——行销不能说的秘密》

公关高手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当你被揭发一个所谓丑闻,如果是假的,你要起来反抗;如果是真的,你要坦白交代,绝对不要掩饰错误,不要尝试转移焦点。重点在于,你认错之后如何将公共形象扭向有利的一面。

传统公关意在利用媒体去掩盖事实、说谎和转移焦点,让错事显得没错。现代公关的逻辑则是有错一定要承认,因为今天任何媒体手段都骗不了网民,接下来就是操纵媒体准确传播你的讯息。不要把媒体变成用来隐瞒事实的工具,因为事实就摆在那儿。危机公关重点不在于隐瞒事实,而在于引导大家从另一个方向认识事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级的大脑操纵术吗?

The Tyranny of Choice

今天大部分人被教导得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当你的人生陷入困境,你不会认为是社会集体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现在每个人被迫学会自我反省,本应有的社会批判变为自我批评。这真的是一个好社会吗?

今天有各种各样像生命教练一样的人,从选择房子到选择旅游地点都有人指导你,书店里充斥着心灵鸡汤之类的书。美国有位杂志编辑拿自己的人生做实验,看看凡事都听这些指南有何后果。经过两年实验,这位编辑学会减肥,学会布置家庭,学会做更好的伴侣,学会当更称职的父母,最后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人们不再计较上帝怎么看你,而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难怪我们比以前焦虑,因为你以前怕的只是上帝,现在怕所有人的眼球。

《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

对公然展现在眼前的罪恶,如果我们采取勿视、勿听、勿言的态度,就成为同谋。

一个社会在威权统治下,总是有很多政治禁忌,例如有些历史事件不能碰,触到政府的痛处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发现国家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却佯装看不见,以示不知者无罪。这种行为恰恰使我们处于同谋状态。避而不谈的做法暧昧不明,沉默背后的微妙社会动态隐而不宣。有时大家甚至不会说:“这个东西很敏感,我们别谈了。”连承认敏感的存在都是危险的,我们被禁止谈论“我们被禁止谈论什么”。

世界有太多问题,有些我们注意不到,就会被当成背景过滤掉。通过感官进入大脑的讯息很多,我们通常只专注于一点。比如你在家听音乐,周围其实有很多噪声,但你似乎没听见。注意力的集中,使人忽略某些背景。

社会有很多力量在引导我们的注意力,那些不被关注的东西就成为背景。更可怕的是,那些背景有时会被我们故意忽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大象的存在会扭曲房中人的心态,大家担心自己一谈大象,就会被人联想到是在谈那头不能谈的大象。最后房中人连“大象”这个字眼都不用,仿佛不知道地球上存在这种生物。

然而这头大象太大了,难免撞倒一些东西,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大家忙着收拾残局。平时假装大象不存在,现在只好做古灵精怪的解释。

沉默会给人以压力,别人的沉默让你不得不沉默,于是集体沉默越卷越大。目睹一位同事对规章制度置若罔闻,另一位同事也是如此,规章制度不重要的印象就得到强化。

《信任的力量》

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才需要信任。

人权和民主并不是信任的基础,恰恰相反,信任才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信任这个基础奠立之后,才能谈人权、民主、司法公正、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因为这些东西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就是信任。

论语》开始谈起:“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谈信任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谴责别人。然而一个可信赖的社会的营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负起责任。最简单的是,我们对自己应做的事要尽到责任。

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保证的世界里,信任才成为非常珍贵的社会资产。

《时间的终点》

当一个人缺乏身份、财富、安全和自尊的时候,很容易相信这类东西。有时候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也容易促发一些缺乏安全感的人相信这些神怪理论。例如今天的中国,有人相信某种全能神教,说不定就跟这种心态有关。

《身体密码:你所不知的生命科学》

袁越认为,一个好的科学实验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个好的假说,一群数量够大的实验对象,一个公正的评判标准。

Plant Lives: Borderline Beings in Indian Traditions

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因为他要吃这个世界,世界是他给自己的一个祭献。

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素食人口,12亿人口里接近40%吃素,并且其中两三亿人是全素,连蛋奶制品都不吃。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发达的素食文化?因为自四五千年前开始,印度就有一种观念叫Ahimsa,翻译成中文叫不杀生、无伤或者不害。

假如告诉他们植物也有生命,连植物也不能吃,他们还能活吗?这就涉及该书所讲的borderline beings(底线的生存)问题。人必须吃东西才能活,如果连植物都不吃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人没办法必须吃植物,只不过须吃得谨慎一点。

《快乐影子之舞》艾丽丝·门罗:淡然现实主义

门罗早年的小说已经显露出她后来一以贯之的冷静态度,不煽情,不过分夸大,一切似乎理所当然。

《黄雀记》往事如囚笼

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过去造成的,尽管每个人好像都很无奈,但你当年做过那些事,你就得还债。

《繁花》市井阶层乱花丛中生存法

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北方官话,简单来说就是北京话。普通话比白话文出现得晚,其固定成型、标准化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

《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中国喜欢“睡狮”胜于“睡美人”

有人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东西,如果有人鼓吹,就是在给中国人洗脑。刘擎认为不要争论这是我们的价值还是人家的价值,重点在于这是不是好的价值。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判断这是谁的东西。比如不要去谈言论自由是不是西方的观念,而是谈谈你平常会不会害怕说错话被惩罚,如果在乎就给出一些理由。这样来讨论普世价值问题,才有一个现实的生活感受基础。

“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批评,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不好的。“

《共同的底线》没有底线的社会令人无法容忍

今天中国一旦接受某种外来理论,就像信仰宗教一样迷信它,非信奉到最极端的层次不可。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现实中国面临的问题。

共同的底线”不是调和折中,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持守底线。不管你站在何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有一些东西是大家必须坚守的底线。

秦晖认为,中国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无权利的问题。

西方左派主张政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多一点公共支出。右派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将造成“大政府”,个人权利将受到贬损。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肥胖暴露制度缺陷

中国公共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肥胖问题的一大原因是日常活动空间不足,比如城市公园不够多,而且爱护草坪竟是最普遍的规定。公园里有装饰得很漂亮的小路,却没有让儿童嬉戏的场所,健身器材更是少得可怜。中国奥运会金牌数量很多,基层运动空间却很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国人不把自杀当回事

很多时候,爱、自由、信仰等高贵的美德要靠牺牲生命才能得到捍卫。吊诡的是,我们通过抛弃生命去捍卫这些东西,而抛弃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血腥的暴力。在西方基督教传统里,自杀向来都是一种罪,以前甚至要受刑法处罚。当然,对于一个自杀死去的人来说,刑罚已没什么意义,但他还是得接受处罚。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追寻陈寅恪西天取经之路

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主要通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主张而得以表达,即不甘逐队随人,不跟风做学问,也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之控制和影响。

《文人的骨气和底气》傲骨不向强权弯

文人的底气是什么呢?首先是专业要戳得住,著作等身,说话有文气。此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日俄战争的时代》反战就是卖国贼

吊诡的是,当国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就越容易出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

当一个人越是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就会越认同这个国家,到最后就越容易被人利用。

《缅北之战》中国驻印军绝地反攻

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

战争总有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总有所谓对的一方与错的一方,你生在哪一方是由命运决定的。你生错了地方,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然后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追忆远逝的国际主义情怀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个书名起得很好,当时真的有一批天真单纯、纯粹讲理想的中青年,并不是因为祖国遭遇外敌***,也不是祖国号召他们从军,只是因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发生了不正义事件,就跑去那里跟人家打仗。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谁在雕刻欧洲

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大概是现代历史上四种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几股浪潮都源自欧洲。

Swiss Watching:Inside the Land of Milk&Money双面瑞士的光与影

政治有时候是一种想象的艺术,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政治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命中注定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而是让我们想象有没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其他可能性。自古以来没有一套政治制度是永远不变的,说永远不变那是谎言。如果让我们凭空想象另一种尚不存在的理想生活方式,那听起来太像乌托邦,其实看看今天地球上已经存在的生活方式就能拓宽想象力。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垮在美国人手里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卷入二战的目标之一是维护帝国的统治,然而从参战的那一天起,它就注定要崩溃。英国不仅仅是在反法西斯,当时它还是一个殖民帝国,希望打胜仗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正如1940年丘吉尔上任时所说,他现在来当国王的首相,不是要见证大英帝国的崩溃,而是要维持它。这也是当年很多英国人的愿望。

当年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援,英国让出很多殖民地给美国做基地。彼得·克拉克得出一个结论:真正毁掉大英帝国的,其实是它最好的盟友—美国。二战期间,英国极度依赖美国,不得不将权益转让给美国。

《帝国》大英帝国是光明使者?

海盗传统是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一大动力。当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殖民国家都沿用中央集权制度,而英国很早就转为议会民主制。当王权被削弱,议会就强大。当时英国还不是全民普选,有选举权的是上流社会或经济富裕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可以为了私利而操纵国。

Ghosts of Empire: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大英帝国的黑色遗产

保守党人的历史观比较实际,喜欢个案研究而不是笼统分析。

英帝国扩张得太快,以这么小的岛国控制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管理不可能很严密。大英帝国的成功之处,恰好也是导致它失败的原因。大英帝国的成功之处是什么?弹性管理。

《记忆所系之处》法国:集体记忆制造品

记忆与历史似乎密不可分,其实二者有很大区别。记忆黏着于一些东西之上,比如抽象的观念或者实际的物体。

历史档案馆似乎收藏了很多记忆,只有当我们的想象力赋予那些东西某种象征性的光环时,它们才能变成记忆所系之处。也就是说,记忆所系之处的形成是一种记忆与历史之间的游戏,不断化身变形,或者死灰复燃。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记忆的重点,比如一个闻所未闻的考古遗址,现在被发现了,它是一种历史上的重要,而不是记忆上的重要。庄周墓也很重要,但它不如曲阜孔林在中国人的记忆中那么重要,因为后者已变成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时尚王国蝶变史

很多人误以为现在时尚的生活方式直到现代才出现,其实是源自历史。今天以法国品位为代表的时尚生活方式,早在300多年前的路易十四时代就有了。

法国人还在享受着路易十四给他们的福利。全世界只有法国可以用小小的香水等时尚商品来拉动经济,来跟外面的世界进行贸易。在这方面,法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意大利等国也在这样做。能够将自己的时尚生活、时尚文化普及全世界,让所有人都用同样的审美标准来欣赏自己,只有法国才能做到。

《古典音乐的不古典讲堂》门外汉也敢听古典音乐

我们的确需要训练才能鉴赏古典音乐的妙处,然而又不需要学习太多东西。

为什么交响乐团首席由小提琴手来担任?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实用:小提琴手的脸能左右移动,而且琴弓高举在半空,能用动作跟其他乐手沟通。为什么交响乐团上台演出通常都穿黑色礼服?盖瑞斯·马隆半开玩笑地说,因为便宜,流汗也看不出来,黑色还有时髦的意味。

《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随笔》炫技让音乐沦为娱乐道具

钢琴是一个塑造知觉的工具,而不是发出时髦声音的道具。

艺术创作与艺术家所处的环境不可能毫无关联。我们并不会因此抹杀这些大师的艺术贡献,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在萨义德的笔下,炫技不仅仅是演奏家缺乏内涵的表现,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现代演奏家的技巧越来越好,因为学校的训练让每个人拥有一身华丽的技巧,但风格其实大同小异。

《音乐使人自由》日本愤青玩文艺反叛

音乐发展到极致时,就跟哲学论著一样含有智力探索的意味,远不止情绪的抒发和刺激那么简单。

《黑白溢彩——荷洛维兹的艺术》没有非凡技巧的非凡大师

何谓上乘的技巧?邵颂雄认为:从理论上说,技巧只是表达音乐的一种工具;从实际演奏来说,一切技巧的表现都应从属于音乐的表达,应由你的音乐理念来决定你所需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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